比利时皇家博物馆陈列蒋复璁赠送的《四库全书》1500册
在朱家骅、王世杰先生的支持下,1933年创办国民政府的中央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历任馆长三十余年,一生在南京成贤街、重庆两浮支路、台北南海路建造了三座标准馆厦,又在北大老师胡适的指点下收集历代“官书”建立档案库。搜购秘笈孤本及珍稀的佛经、敦煌写经,收藏居延汉简30枚、甲骨文若干片,从而使中央图书馆有了古代的文书古物,还附建一座印刷厂(在南京沦陷时遭日寇抢占破坏殆尽)。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之一,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在清乾隆时编纂,从1772年开始,经10年编成,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万6千余册。“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4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4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1933年,先父接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适文渊阁四库全书移存上海,乃建议政府选择其中珍本影印,以弘扬文化,并可利用版税赠书与国外交换,充实馆藏。本案经行政院通过,并延聘目录学者襄助选目,委由商务印书馆进行摄印。共选印231种,计二千册。自民国8年(1919)以来,影印四库之议,皆以卷帙浩繁,所费昂贵而未成事实。至是在先父主持推动下,得告实现。
抗战期间1940年,江浙沪沦陷区藏书家因生计困难,时有出售家藏珍籍情形,上海文教界人士感于中华典籍如流散域外,将为国家文化一大损失,函电政府即应及时收购。先父奉教育部指示,利用中英庚款辅助中央图书馆而未用之建筑经费和教育部增拨共计三百万元经费进行搜购,于1941年1月初化名香港潜赴上海,先后与香港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叶恭綽、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和考古学家、作家郑振铎、北京故宫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密商,委请主持收购善本事宜。
1月20日离渝,转港返沪,日宪闻悉,进行追捕,幸安全脱险,返抵重庆。1941年起至抗战结束,先后购得江南藏书家吴兴张氏适圆,刘氏嘉业堂、江宁邓氏群碧楼、番禹沈氏风雨楼等家藏珍籍万余册。其他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吴县潘氏旁喜斋,江安傅氏双鉴楼所散出之精善本亦搜罗不少。1942年该馆曾选择若干孤本,影印发行《玄览堂丛书》,先后出版三集,皆为当代重要史料。
广东方面珍藏的收购委托居港的叶恭綽先生全面负责,均分运储藏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当时胡适先生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胡适老师的支持与美方洽妥,为安全计,决定先将这批国宝图书由香港先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不料还未启运,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均遭日寇抢掠,直至抗战胜利后,通过日本盟军司令部中国军事代表团调查,先由顾毓琇先生在日本发现后告知真情,政府出面交涉,凭所盖中央图书馆章印从日本帝国图书馆追回,少部分遗失不明。这批收购来的善本书连同馆中另外善本共12万册,现存台北“国家图书馆”,这在当年海内外图书馆善本收藏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经过整理编辑善本书目出版,并开放阅览,对促进台湾文史学术研究的风气,以及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其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