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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距今三千年，因其鼎腹内壁铸有497字长篇铭文，故特别珍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先父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兼任华东五省教育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奉派接收南京、上海及华东五省地区所有的日敌，汪伪政权的文教机构，大、中学校。
先父赴杭州亲自办理浙江大学的接收工作，(浙大前身“求是书院”，是百里叔祖的母校，20年代在百里叔祖出任浙江省参议员时，提议以此为基础上合并数校，倡议成立浙江大学)。抗战爆发后，在浙江大学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老校长领导撤往内地贵州遵义，胜利后再迁回杭州。
接收中没收日敌汉奸大量日文图书古籍藏书。主要是接收了上海日本的科研机构“自然科学研究所”、同文书院、南京汪伪政府考试院长陈群的私人藏书楼“泽存文库”40万册善本书，另外接收整理江浙两省遭日寇抢劫破坏的一些民间藏书楼。先父还将抗战初期未及抢运至内地的文物两千余箱，寻获追回交还故宫博物院。又从日本追回被劫善本图书古籍十万册左右。
还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接收追回原叶恭綽、叶公超叔侄保藏，转手由粤商陈咏仁捐赠国家的国宝毛公鼎。毛公鼎距今三千年，因其鼎腹内壁铸有497字长篇铭文，故特别珍贵。遂成为称王西周青铜器之稀世国宝。戴笠非法劫收文物国宝毛公鼎，是有意涉足文化领域胡作非为，先父调查核实后上报检举揭发，通过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状告蒋介石，由蒋亲笔下了手谕，才使得他不得不吐出来，可谓当头棒喝，大快人心。凡知情者都为先父无私无畏的精神所钦佩敬仰。先父还从日本追回抗战时，大汉奸汪精卫送日皇裕仁寿礼的国宝“翡翠屏风”一座。上述两件国宝，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展出。
当年在日本军队大肆抢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教育部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抢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归还的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人发现。
先父任接收大员时，宁可在上海租住简陋私房，不占用原可享用的公家住房、汽车，平时一身兰布长衫，自己及家庭生活依然十分俭朴清苦，子女均以优异成绩在校享受公费或减免费上学，这在当时接收大员普遍是五子登科（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娘子）年代成为奇迹，出污泥而不染言传身教，从而也培养子女从小刻苦耐劳不求虚荣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子女也深受教育，大家只求生活温饱从无奢求，平时照常穿了打补丁的衣服上学，和别人家的孩子在学习上比赛优劣，从无钱财欲望去比富。
先父还以身作则杜绝贪污腐败，秉公调查上报，严惩文化汉奸。其一身正气吓得汉奸们四处躲藏，都深知其清廉奉公，不敢行贿说情。接收工作三个月即已完成，创中央各部级派出的接收机构胜利完成者的第一名。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巡视时特别接见了先父，表示十分满意，当面嘉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