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艺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关注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有意无意忽略的事情，关注自己的内心深处、关注自己的灵魂。戏剧艺术最能体现价值的地方恰在于此。她用这种方式时常提醒我们，选择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生活·恩思特·卡西尔在《人论》里面有一句话我经常说：艺术所要表达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生活中有很多快乐，戏剧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

    王晓鹰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今日主讲

    中心思想

    戏剧真的只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吗？如果是，那我看我周围的生活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是需要通过戏剧去经历一些平时可能经历不到的甚至是很极端的生命经历，从而间接体味一些极端的生命感受。所以我更愿意说，戏剧是人性的实验室。

    文字整理 记者 王夏斐

    课堂速写

    打破观众看戏的安全感

    经典戏剧的力量，可以直达人的灵魂，进入人内心的最深处。它不仅仅是触动你，甚至不仅仅是震撼你。它能够让你毛骨悚然。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阿瑟·米勒是和《推销员之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广受欢迎的北京人艺版的《推销员之死》是由阿瑟·米勒本人执导的。但是1980年米勒向北京人艺提议排演的却是《萨勒姆的女巫》，他以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观众容易体会其中的意蕴。

    1983年，北京人艺排演的《推销员之死》大获成功并且成为人艺的保留剧目。而两年前由黄佐临执导上海人艺版的《萨勒姆的女巫》在演剧史上影响不大，可能是制作较为简单的缘故。相形之下，“国话”版的《萨勒姆的女巫》至少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大戏。

    《萨勒姆的女巫》的历史背景是发生在1692年“还没有美国的”现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小镇的“捉巫案”。在荒唐的审判、诱供和狂热的诬告、控诉下，几百人被逮捕，几十人被绞死。这一案件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离奇、最可怕的篇章”。撰写《红字》的霍桑的祖辈就是审判官之一。在这场审判中，只要有人控告你是女巫，而你不能证明你不是，那么你就是，你就有罪。

    《萨勒姆的女巫》的现实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美国现实。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因为这出戏“其实是一个寓言”。“开场是人物之间琐碎的矛盾，最后荒唐地发展成为互相之间的诬陷、指责、报复。展现人的自私、软弱、卑劣和自私、软弱、卑劣之中的高贵。最后归结到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判断上。”该剧在许多国家上演，卖座率始终不衰，成为阿瑟·米勒最能持久上演的剧本。美国的批评家说：只要世界上还有舞台，《萨勒姆的女巫》就会上演，因为它“诗意盎然并具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毫无疑问，阿瑟·米勒是美国戏剧的良心。”

    米勒一贯地是用他“所能发现的最为真实的场面来表现道德上的困境”。本剧涉及的困境是：要么你承认自己没有罪而活下来，要么你不承认有罪但是被绞死。你面对的是绞索。

    你不要以为与你无关。我就是要打破观众看戏的安全感。在这部戏里，我们不仅把绞索坠满舞台，而且把绞索突然坠落在观众的头顶。剧中的男主角普洛克托最终撕碎了自己的忏悔书选择了绞索。他保全了自己的高尚和善良，上帝不允许我去动摇他。

    这部戏里面其中体现了我讲的戏剧对于我们的意义和功能啊。这样一种价值是要通过经典性的文化艺术才能体现出来的。对于人、对于人性追求，有一种经典性的价值体现，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更多地建构我们的经典文化背景。所以我说，戏剧所能提供给社会的远不仅是表面的娱乐，她能做到以艺术的方式向人们传递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更有感染力，更有启发性的精神信息。她能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历灵魂的追问

    《哥本哈根》是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的作品，它讲述的是德国纳粹时代的物理学家海森堡与丹麦科学家波尔及其夫人玛格丽特三人的灵魂相遇，回忆那次成为现代科学史上的“哥本哈根会见之谜”，三人的灵魂在回忆中不断重新阐述那段历史，并且一直在追问一个终极的问题：作为一个有道义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做些什么？

    这部戏从1998年诞生以来，掀起了“哥本哈根”热，它几乎是当时国外影响最大、吸引观众最多的一部戏，正是由于这一点，基于国家话剧院向观众推介国外经典话剧的传统，我们决定排演这部戏。从2003年10月在北京人艺小剧场第一次演出以来，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这部国外话剧的新经典确实很有价值，包括它的思想深度、跟过去的戏剧完全不同的结构和表述方式。最重要的是，在我国正在追求娱乐和泛娱乐化的潮流中，它可以让我们看看国外最受关注的、影响最大的戏剧对待命运以及戏剧艺术本身的严肃思考。我对这部戏的思想和形式都很喜爱，它不但主题深刻，而且采取了一种非常新颖的结构方式，这对一个导演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它对导演的驾驭剧本的能力和演员把握人物思想深度的能力都是很大的挑战。

    从2002年推出《死亡与少女》以来，可以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剧“灵魂拷问”系列，《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失明的城市》，这些严肃的剧目都包含了我对话剧的理解。我喜爱的戏剧也是那种在近乎极端和残酷的人生境遇中，灵魂受到逼迫，生命遭遇窘困，人物不得不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之下做特殊的挣扎和选择的戏剧，这个时候“人格释放出特殊的力量，人性焕发出特殊的光彩，灵魂在特殊的关注和拷问中呈现出特殊的品质和意义”。

    《死亡与少女》是智利作家阿瑞尔·道夫曼的作品，原剧中，法西斯分子米兰达医生在受害人面前最终并未忏悔，波兰导演波兰斯基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电影，但是修改了这一结局，改成米兰达医生最终忏悔了。我选择了后一种处理。因为作家原剧是针对智利当时的情况，在结束法西斯统治之后，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没有在文化上进行反省和清算，作家写了这样一部戏剧来表达自己的忧虑。而我们可以跳出这个环境，把米兰达这个人不当作法西斯的代表，而当作一个被法西斯异化了的个体，他有自己灵魂的痛苦，通过忏悔我们得以传递这种灵魂的痛苦。

    在中国的文化中，忏悔和反省的东西太少，儒家所说的“反省”常常针对的只是日常生活，只是对现实生活行为当中的规范和校正，是偏于实用主义的，缺乏对人的终极的灵魂观照。中国人很少会通过忏悔面对自己的罪恶，去拯救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看到，《死亡与少女》中鲍莉娜那么强烈地在仇恨和复仇之间做情感和理性的搏斗，米兰达医生经过搏斗正视自己灵魂的罪恶并且自我救赎；《萨勒姆的女巫》中男主角普罗克托在生命与尊严的天平面前进行抉择，经历深重的痛苦，最后选择高尚的灵魂。《哥本哈根》同样如此，一个个体要承担对整个人类命运做选择的时候，他经历的是一种灵魂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