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环境越来越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来越艰巨繁重，加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下行态势不见探底，持续了数十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开始回落，国内国外一些人士开始不断调低对中国的发展预期，甚至对中国是否依然存在战略机遇期产生了悲观的判断。他们进行分析的背景、材料、现象或许是真实的，但作出的判断却是错误的。

    也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认识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事变时移，今日的战略机遇期不可能与往日的战略机遇期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为什么我们能得出中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究竟有哪些方面呢？

    战略空间开始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低端门户尚未完全关闭，高端门户已逐渐开启

    自从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泡沫开始消退，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消费能力开始回落。由于不再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又不便也无法公开阻止在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贸易摩擦、贸易争端开始露头，甚至通过所谓新的贸易规则，比如TPP，来部分缓解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压力。当然，TPP的主要意图是政治而非经济，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知。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初级产品层面上大量出口的空间确实收窄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再工业化”更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已收窄的空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战略回旋余地。发达国家初级消费能力再下降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底线，这一底线的分量并不小也不少，在这一块上唱主角的仍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我们的制造实力与制造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对西方社会来说暂时也不会有可替代选择。同时我国在中高端产品出口方面已经开始拓展，像高铁、造船、包括信息终端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不俗的成绩。

    战略自信开始从西方社会转向中国及新兴国家，世界政治经济版图重构态势已然启动

    过去三十多年来，西方社会一直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性经济框架，中国自然会或早或迟进入其社会政治制度框架。对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并不以为然。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以其强大的制度优势不仅发展了中国也开始改变着世界，反倒是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开始捉襟见肘。为了其自身的制度脸面与既有利益格局的维护，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抱团取暖，刚才讲到的TPP 正是他们的策略之一，其特点就是不仅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有隔阂，更对发展中国家有警惕了。所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自负与自信开始丧失，中国社会韬光隐晦的空间是在逐渐消失，作为世界“追随者”的策略确实不再管用。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反过来看，西方政治心态的微妙变化其实正是中国社会以平等、自信、从容心态参与国际各项事务的机遇。我们之所以能在美国极不情愿情况下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格局，美国也只好半推半就认同；我们之所以在中美貌似纷争不少甚至还在中国南海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有效管控争端事态并且各得其所；我们之所以能与俄罗斯超越地缘政治的困境形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中俄关系高水平运行，等等皆源于世界政治制度自信的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