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创新之重要性

    日前，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建议》不仅指明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和发展目标，而且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把创新列在首位，定位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样的战略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总书记又亲自对《建议》做了深入的说明和解读。他强调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并引用了明清之交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名言：“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他强调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

    我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20余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把创新定位为国家发展核心理念之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尤其感到强烈的共鸣。在中国经济社会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发展时期，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这种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的坦诚姿态，尤为难得。理念创新对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王夫之还强调“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指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顺势者必有理念，得理者才能夯实繁荣昌盛的根基。那么，纵观当今世界格局，显著于天下的大势在哪里？符合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呢？“十三五规划”的创新理念应该扣在哪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实体的国家竞争优势，我提炼出3个字。美国在一个“创”字，日本在一个“精”字，中国在一个“联”字。

    美国式“创新”：每十年推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

    美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在于富于变革，在于具有持续创新的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大致每十年能够推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前沿。让我们简要地回瞥一下过去30余年美国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美日两国在制造业全领域激烈竞争，日本后发先至，后来者居上，美国则处于全面守势，美日贸易摩擦白热化。然而，进入90年代，“IT革命”一词如燎原星火，蓬勃兴起，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整个世界。震源地是美国西部，一片富于开拓精神的土地。

    可是，到了90年代末期，我应邀到硅谷访问考察，时过境迁，那里已经是一片萧然的景象。IT泡沫的崩溃，使得众多硅谷英雄的股票变得如同废纸。

    不过，这并没有挡住美国社会持续创新的热情和势头。进入21世纪，另一个全新的理念成为牵引美国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就是所谓的“金融革命”。通过对証券交易相关法律的修改和新金融商品的开发，美国金融再次席卷全球，一直到2008年雷曼危机戛然停止。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使美国社会停止创新的脚步。2009年，美国历史上第1位黑人总统诞生，贝拉克·奥巴马。

    首位黑人总统的诞生既属于政治领域的变革，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变革的象征。美国的国家能力亦或社会能力，就在于富于变革和持续创新的能力，不断适应并引领时代的发展，整合全球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归根到底，是一个“创”字。

    日本式的“精益求精”：独具匠心的“愚公移山”精神

    “势之顺以趋者，理也。”用王夫之的话来解读美日之差异，可以说美国擅长造势，而日本则擅长顺势。

    日本的创新模式不像美国那样重视原创，比如在科技创新领域，比起基础研究来，更重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换句话说，日本人更重视实用性，更务实。在主要知名学府里，工程学院势力庞大而且雄厚。然而，一旦它认定了某个发明或某种技术的使用价值和市场潜力之后，便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钻研下去，非得搞出个水落石出，有一种货真价实的“愚公移山”精神。

    日本的百年企业占全球60%就是一个明证。丰田汽车研发出的“未来号”燃料电池汽车也是一个近例。丰田从上世纪末开始忍住了15年寂寞，在其他竞争对手纷纷放弃离开之后仍然埋头苦干，持续投资研发，终于一鸣惊人，将人们认为还为期遥远的燃料电池汽车如期商品化。

    丰田学之于福特，而又赶超了福特，构筑一套符合日本本土的发展优势、而又明显不同于师长的独具匠心的生产方式，确立了全球的领先地位。精益求精，凡事做到极致，锲而不舍，笃志专一，是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日本胜在一个“精”字。

    中国将实现“联”字的乘数效应

    美日的昨天不一定是中国的明天。不过，在创新理念和创新模式的选择上，我们不一定亦步亦趋，沿着前人的老路前行。针对美日的强项，我们一方面要虚心学习吸收，不必现在与之争锋；一方面有必要审时度势，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展趋势，走出一条符合自身需求、而又不同于他人的新路来。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

    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调查，网络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iGDP，2013年中国达到4.4%，超越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该研究所同时也预测，“2013年到2025年间，网络经济将为中国经济提升0.3～1.0%的年成长率。”同时，中国网络人口普及率将近50%。网购市场也急剧扩大，进入2010年代增长率每年大约50%左右，两年翻一番，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中出类拔萃，遥遥领先。

    0.3～1.0%的年成长率，对“十三五规划”中定位的6.5%的中高速增长，是一个不小的份额。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及其向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仅改变中国的市场流通体系，而且还潜藏着改变中国整个社会系统本身的巨大可能性。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在“联”字进一步深下功夫，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确立其战略定位。其理由有三：

    其一，相对于美国，尽管中国互联网属于后发者，但其后发优势明显存在，而且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节奏相匹配，可以期待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之间产生共振效应和乘数效应。正像日美竞争中日本制造业后来居上一样，学之于美国的目的是为了超越它。

    其二，《建议》第三部分中所指出的发展方向，即“拓展发展新空间，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这一基本构想也与互联网经济的属性相匹配。网络经济，既是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也是新的发展动力，互为表里，混成一体。

    其三，《建议》中强调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基本精神，也确实需要一个方便而有力的技术支撑。互联网无疑是首选，因为它是链接大众与创新、需求与供给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

    最后，让我们再放眼远眺：“一带一路”大战略是不是也建立在一个“联”字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前提是否也是以“联”字为基础？以沿海沿江沿线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是不是也要实现一个“联”字的乘数效应？

    孙子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之顺以趋者，理也。”乃王夫之之教诲。具有蓬勃而顽强的草根活力的“联”字，既符合中华民族重视网络优势的传统文化基因，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应该赋予它更高层面的战略地位。（作者系日本华人教授会代表，爱知大学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