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连续四年承办了G20智库会议，超过1000位全球政要、智库学者受邀出席，出版了11部G20研究著作，并被官方授权为2016年T20共同牵头智库。作为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回忆了这一系列智库参与G20峰会的历年进程与个人思考。

图左为《对外传播》刊文第一页；图右为华夏时报正版刊文

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导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的峰会，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与软实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在倒计时30天时，笔者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撰文指出，“中国拥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施舍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断提升的结果，背后凝结着全国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也凝结着近年来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员、智库学者、媒体人士、社会活动人士的持续贡献。”作为被官方任命的2016年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笔者与所在机构参与G20相关工作三年有余，从中体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艰辛探索与成长历程。

（一）2013 年，第一次举办 G20，智库论坛时的不易

2013年初，笔者与同事们关注到两个被忽视的智库研究细节：一是根据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其中谈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二是当时国内已经有像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PEC等各类多边智库交流平台，但G20层面的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智库平台却没有。于是，在各方支持下，人大重阳开始由G20起手，思考如何通过智库影响全球经济治理，进而提升中国影响力。

2013年8月21－22日，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20国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为两周以后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献计献策。当时，一些舆论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标题来评价此次会议。的确，在此之前，中国任何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没有举办过如此规模的研讨会，议题设计、代表邀请、会议流程都存在着诸多真空带，脑海中一片空白。

2013年8月21－22日，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20国智库研讨会

幸得相关部门与学校的指导，此时会议相当成功。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G20国家均有全球治理专业的智库学者参加；二是会期及时，影响直接：在当年G20峰会之前的半个月召开，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反应。更重要的是，会议还通过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库共同声明，呼吁延续这个国际治理机制。毕竟，当时已有欧美智库开始质疑G20的作用了。

于是，在时任各方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递交了“建议我主办2016年G20首脑峰会，拓展国家利益”的内参报告，并于2014年4月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公开刊发文章，阐述2016年G20对世界治理与中国发展的意义。

不过，在当时中国智库界而言，对于全球治理、G20意义并没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会务。

比如，如何请会议代表。中国一些企业或机构常习惯于邀请一些国外政要、名流来撑门面，容易给外界留下中国是“人傻、钱多、速来”的“暴发户”消极印象。那时，曾想过邀请几位前外国政要，但对方动辄开出头等舱、数位随从、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出场费等要求。很明显，国外名人尤其是一些著名前政要已被中国“宠坏了”。最终20国智库会议决定邀请真才实学者，选择了开扎扎实实的研讨会，而不是办一个走过场的会议“名利场”，尝试将十八大以后出台的“八项规定”改革运用于国际场合。

再比如，会议的议事规则。中国盛行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不少都出现过会期过长、议事散漫、会程延时等不良现象。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既然大会已分发了各自递交的与会论文，就最好“脱稿”发言，且贯彻了“人大重阳议事规则”，用5分钟沙漏严格计时。当时就有国际学者评价，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知识界的会议创新追求和务实学术形象，可那会已是2013年了。

又比如，会议的结论。当时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被视为是中国人主导的第一个全球智库机制。声明虽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却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几易初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这背后折射的是三年前中国学者的国际化理念、英文能力、学术外交水平相对滞后。

（二）2014 年 G20 智库会议，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

2014年9月5-6日，人大重阳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论坛，此次参会者比前一年多了一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受邀出席开幕式。通过两天讨论，会议再次通过G20智库共同声明，建立了全球首个由中国智库领衔的“G20智库年会机制”，还明确写入“G20智库支持中国申办2016年G20峰会”的条文，并出版了当年的G20研究蓝皮书。然而，在讨论声明中，我们发现，中国是否能成为2016年G20主办国，日本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必须在国际舆论上获得支持。

2014年9月5－6日，人大重阳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论坛

2014年11月15-16日，G20首脑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此前两天，G20峰会前唯一一场主题为“加强全球增长”的预热峰会(pre-summit conference)同城举行，由国际商会(ICC)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各一家智库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承办此次峰会的首家中国智库。这场论坛相当重要，一天半的会议共约20位全球演讲者，包括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国际商会(ICC)主席麦格劳、下一届G20主办方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等重量级嘉宾。

相比之下，中国的声音与力量却少得多。除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四位演讲嘉宾（前中国银行副行长、ICC执行理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庞中英以及笔者本人）外，在场的中国官员、学者或相关人士相当少。

次日《澳大利亚人报》大幅报道了中国学者的演讲观点，还透露“由于国际舆论上的偏好，澳大利亚最终放弃了它最亲密的伙伴日本，转而支持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第三天，习近平主席在布里斯班宣布中国将主办2016年G20峰会。当时我们几位是欢呼雀跃，像是申办成功了又一场奥运会。

2014年11月15-16日，G20首脑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演讲嘉宾

就在预热峰会的当晚，一场由中国某企业独家赞助、600多人参加的晚宴也在布里斯班举行。晚宴上，澳大利亚内阁成员、州长、市长悉数出席。但正如一位通晓中国国情的加拿大学者在席间与学者耳语：其实国际社会更希望能够与中国人交流思想。当然，中国人很有钱，愿意多出钱，国际社会也很乐意。

当时，听到这段话时，笔者汗颜。这些年，中国的腰包鼓起来，但形象却渐渐“土豪化”。让国际社会看重的，是中国人的钱，这是骄傲，却又是另一种悲哀。中国参与世界的建设，不只是钱，更应是思想。国际社会希望得到的，不只是中国人的钱，更是中国人的思想。

此后两天，笔者看到的仍是如此。11月15-16日，在G20峰会唯一能让非官方代表团人员进入的媒体中心，这种中国思想的欠缺感同样存在。在能容纳数千人的大会场，各国记者、学者、非政府组织人士均相当活跃，希望借这个全球20个最重要国家首脑聚会的场合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中国人却相当少。当时，我们越来越觉得，G20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协调机制，是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的最关键平台，中国人不能失声，中国智库更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