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经所教授丁纯谈G20杭州峰会成果

    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且包容性增长

    人物简介

    丁纯，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荷兰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他还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欧盟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世界社保分会副会长。

    丁纯主要从事世界经济、欧盟经济、社会保障问题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瑞典哥德堡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四川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专家委员会欧洲委员会成员，上海市就业促进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丁纯主持撰写了《欧盟经济发展报告》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上海市哲学和社会科学项目、曙光项目以及欧盟让·莫内项目等数十项研究课题。丁纯在《世界经济研究》、《欧洲研究》《Asia-Pacific Journal of EU Studies》、德国《时代》周刊等中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140余篇，著作多部。其中，专著《世界四类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绩效比较》及论文《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表现、成因与改革》《Influence Factors of Sino-EU Trade》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论文二等奖。

    世界经济新常态：复苏缓慢 缺乏动力

    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近期在杭州闭幕。长期从事欧洲经济及世界经济研究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丁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G20杭州峰会指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不仅要恢复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而且要追求包容、平衡、可持续的增长。

    丁纯指出，尽管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但可谓是病去如抽丝，全球经济重回稳定增长之途漫漫。从全球层面来看，世界经济明显进入了复苏乏力、缺乏增长动力的新常态。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只有2.47%，远逊于危机爆发前的4.31%。除了“五低两高”（低增长、低贸易流量、低通胀、低利率、低投资、高债务和高股价）外，还呈现一系列引人关注的全球性现象与特征：

    首先，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金融危机以前，两倍于全球产出增速的贸易增长是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990年至2008年，平均增速为7%；而2009年到2015年，下降到了3%；去年，全球出口增长率同比下降13%，进口下降12%。今年贸易增速预期仅有2.8%。

    其次，全球性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全球劳动生产率的领头羊美国近5年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0.5%，2016年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从经合组织看，相比2001-2007年平均2%的增速，2007-2012年只有0.8%，反映全球性科技创新不足。世界经济陷入两个创新周期之间的“平庸期”。

    第三，持续低迷正对世界经济增长潜力造成“疤痕效应”。其一，债务负担沉重，这在普遍实施量宽的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二，在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导致劳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就业问题仍突出：2015年全球失业人数高达1.971亿人，比危机前水平多2700多万人，预计2016年失业人数还将增加约230万人，阻碍经济增长。

    全球危机应对：政策偏颇 协调缺失

    再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普遍不振。美国尽管上半年表现出较好的复苏势头，但经济增长后续动力不济，加息决策一拖再拖。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债务和坏账压力沉重，“量宽”政策效果不显，通胀率持续低于0.5%（政策目标为2%），英国脱欧、难民问题、恐怖主义等非经济问题也持续困扰欧洲增长前景。新兴经济体也陷入艰难的结构性调整中。俄罗斯、巴西、沙特等资源国家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低迷而陷入经济停滞，一季度俄罗斯GDP同比下降了14%。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也不容乐观：出口不振、产能过剩、民间投资需求滑坡等引发了有关中国经济L型调整的争论。

    总之，全球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无疑如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所指出的：复苏疲弱，缺乏增长动力。丁纯介绍，危机爆发以来，各主要经济体为了摆脱危机、追求增长，先后推行了以刺激需求为主旨、过度倚仗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举措：美国出台三轮“量宽”，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欧央行每月花800亿欧元购债，俨然是“量宽竞赛”。日本和欧洲央行还采取了负利率政策。但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并未带来持续、旺盛的经济增长，却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并对其他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同时，居高不下的债务负担的约束，对全球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跨界漏出效应的忌惮等，均使发达经济体对财政政策运用相当保留。显然，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错位的。

    开出中国“药方”：创新推动 普惠增长

    面对增长疲弱、缺乏动力、政策协调缺失、收入差距扩大和反全球化趋势现状，如何应对，堪称世界难题。此次中国举办的G20杭州峰会凝聚全球共识，开出了诊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中国“药方”。

    首先，为解决经济增长疲弱、增长动力不足问题，G20大力提倡和协调以创新为基础的结构性改革，以培育新增长动力源。习近平主席在工商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依靠创新来推动、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通过本次峰会成为广泛的共识。此次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充分表明了对以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为契机推动创新的期待，这在G20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体现了标本兼治促增长的思路。

    其次，针对当前宏观政策偏颇、缺乏有效国际协调的问题，G20杭州峰会强调修正全球宏观经济政策。G20公报明确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必须将包括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配合使用，在保证债务可持续的条件下共同促进增长目标的实现；要求各国摒弃以往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就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政策进行密切而清晰的沟通，特别是承诺避免采取竞争性的汇率政策，以将负面溢出效应降至最低。这一承诺已得到了践行：在G20期间的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就目前严重影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达成共识，认为产能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的集体应对，并承诺将加强沟通与合作，建立一个全球性论坛以探索市场化解决产能问题的有效途径。

    再次，针对贸易和投资增长下滑、保护主义泛滥问题，此次峰会要求提高要素全球流动效率，切实消除壁垒，抵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为此，专门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可以最大限度消除贸易壁垒，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表达G20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各国通过经贸合作发挥经济发展潜力的坚定立场。

    最后，为了提高增长的包容性、平衡性、可持续性，G20将包容发展纳为“杭州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容性发展要求确保增长成果的普惠，创造高质量就业，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可持续发展则要求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增长体系。此次G20峰会通过了旨在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向工业化转型、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的一系列举措。

    肩负世界期许：不当清谈馆 勇做行动队

    在本次峰会中，中国作为主办国，为G20成果的实现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外依存度的提升，中国在G20领导下的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全世界提出推动强劲、平衡、包容性增长的新药方。在促增长方面，在中国的力推下，本次G20提出要创新增长方式、综合运用政策，实现对全球经济问题的标本兼治；拿出了全面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包括推动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和IMF治理改革、增强特别提款权(SDR)作用等。在推动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广泛地邀请发展中国家与会，使得杭州峰会成为G20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峰会，成为G20与发展中国家沟通的桥梁；推动本次G20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在实现可持续增长方面，创造性地提出“绿色金融”的概念，成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增长战略落实的新亮点。总之，杭州峰会能够达成广泛的共识、取得丰硕的成果，与中国作为主办国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所做出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在后杭州峰会时期，如何协调和落实峰会期间达成的共识无疑是全球瞩目的焦点。作为一个全球主要经济体判断经济走势、诊断问题、凝聚共识、协调政策的平台，历届G20峰会已出台了相当多的促进增长的政策建议。但由于G20所包含的各主要经济体在规模体量、产业结构、发展阶段、治理理念和体制上差别很大、诉求迥异，所以，除非是在世界经济危急时刻如2008年的首届首脑峰会，在落实共识和政策协调上取得较明显的成果外，不少峰会有着“清谈馆”之嫌，共识落实和政策贯彻不尽如人意。

    因此，如何将此次峰会的共识和政策转化为行动，并兼顾各经济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整合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本次杭州峰会制定《杭州行动计划》，明确了落实增长战略措施的优先顺序和行动方案，并制定了一系列用于检测G20决议落实情况的监测机制，以督促尽快落实改革措施。我们对后G20杭州峰会时期各国的落实寄予厚望，希望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能够切实做落实共识和行动计划的“行动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G20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峰会之后，各方将继续共同努力，积极落实和推进杭州峰会各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