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谭玉福，离休前是浙江省中医院院长。1918年5月，谭玉福出生于四川广元，16岁参加长征，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因搬运粮食等原因前后来回过了5次草地、4次雪山，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1935年，谭玉福所在的部队开始过草地。从天亮走到天黑，怎么走也走不完，草地上到处都是饿死、病死的战士，惨不忍睹。由于物资匮乏，战士们春夏秋冬都穿一套棉衣，谭玉福的一套棉衣竟穿了两年，不仅棉衣磨得又破又脏，连里面的棉花都脱光了。

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每人发到一个银元，谭玉福用它买了一块大烧饼，分成很多小块，用布袋装起来，肚子饿时就吃一点。长征途中，一位红军医生饿得晕了过去。谭玉福掏出自己瘪瘪的粮袋，将里面仅有的两块干饼，掺着水喂给这位医生，救了他的命。谭玉福当时想，自己再饿也要熬熬，救活一个医生就等于救活更多受伤的战士。

红军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纪律严明，部队要求战士绝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走出草地不久，又累又饿的谭玉福晕倒了，房东大娘拿出仅有点米熬了一碗粥给他喝，但他坚决不肯喝粥，说不能白吃老百姓的粮食，宁死也不能违反纪律。直到部队首长下了命令，他才将粥喝下。就是这碗粥，救了他一条性命。

88岁的离休干部阮超英是谭玉福的夫人。阮超英回忆说：老谭凡事总想着别人，“让”与“帮”二字可以说伴随了他一辈子。

老谭当年在华东野战七院任政委时，作为家属的她曾有过三次培养当医生的机会，但老谭一次次把学习机会让给了别人。他说：“你没有文化，应该把机会让给文化基础比你好的同志，帮助他们成为一名好医生，救助更多人。”

大女儿谭航萍回忆说：“父亲一次次把房子让给同事，其中一次是他在浙江省中医院当院长时，新上任的牙科专家是刚从印尼回来的华侨，带着家属一起回国，当时院里一时没法给他安顿，父亲马上就让出自己的大套房子，全家搬到医院另一小套宿舍栖身。正是大热天，我们家五姐妹草席一铺，就在水门汀地上挤着睡。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几年，直至后来搬到另一处医院宿舍楼。二妹和三妹自此落下了风湿病。”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五姐妹几乎天天吃菜粥充饥。后来才知道父亲把大部分粮票和大米用来接济医院的一名电工师傅了，因为他们家经济困难，男孩子又多。父亲说，男孩比女孩胃口大，饿不起。这件事还是若干年以后，三妹偶然碰到电工师傅家的大女儿，她说，当年要不是爸爸常送大米，他家就不知是啥样子了。”

改革开放后工资改革，父亲又把加工资的机会一次次让给同事。“他总说，我的工资级别已经够高了，其他同志工资低、负担重，让他们加吧，我知足矣！”父亲平时只穿中山服和布鞋，一辈子没有穿过皮鞋。让粮让房让工资让机会，帮人暖心佳话多。谭玉福的五个女儿记得，父亲这位长征老战士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想起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我就感到这辈子应该多去帮助别人，多做善事、好事，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雪山草地下安息的战友。”

“父亲当院长时，每天凌晨五点就去医院查房，向值班医生了解病人情况，听取病人意见，并了解护士的早餐情况，每天在办完这些“必修课”后他才回家吃早饭。父亲医院的周郁鸿医生，至今难忘一件事。那是她刚当医生不久，遇到一名死亡病人，当时胆小怕进太平间，只见一位50来岁的中年人卷起衣袖，跟她一起抬单架把死亡病人抬进了太平间，后来才知道，这位跑来跑去，帮她一起抬死亡病人的中年人正是医生们敬爱的谭院长。”

二女儿谭玲萍深情回忆说：“父亲把一生都交给了组织，2015年4月他在临终前，迟迟不闭眼离去，一直等到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赶来医院见他最后一面时，父亲才含泪闭上了双眼。如今他虽离开我们有两年，但他那种 “谦让、忠诚、友爱”的宝贵品质，深深印在我们全家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