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今年84岁，60年代初入的党，卸任村支书已近二十年了。但直到现在回到老家，只要说起我爸爸，说到我是他的女儿，乡亲们都还充满着敬意。

“你爸爸像个党员的样子，我们服他！”，“要是你爸爸再年轻二十岁，我们还选他当书记！”村民们说着这样的话语，眼中充满敬意。爸爸当上村支书时，正逢改革开放刚起步，那时，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办起了小企业。而办企业需要用到集体土地，随之而来的还有垃圾处理、废水排放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家里总是人来人往。求助的、诉苦的、求情的，各种情况都有。爸爸总是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入座，泡上茶水，陪他们说话，原则范围内的尽可能帮助解决。实在不行的，就耐心解释。有了爸爸的诚心和耐心，在告辞时，不少没办成事的人都满脸笑容，一再道谢。

上门谈事情随时欢迎，但要来送礼爸爸可就不客气了，经常是连门也不让进，堵在门口，直接请他们走人。按照老家风俗，春节间亲戚朋友串门拜年时间不同，亲戚要等到正月，而朋友则要在年前，特别是除夕晚上。记得有一年除夕，我家还没吃好团圆饭就有人来敲门，我哥去开门，刚打开就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只宰杀干净的鸡，然后那人转身就跑，哥哥慌忙之间只能把鸡拿在手里。爸爸出门望着那人的背影说：“这是村里的水如，想批地造房子，越是送东西我越不能批。”人已跑远，可当时没有冰箱，鸡怎么办？好在天冷，第二天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妈就出发把鸡送了回去。从那以后，每年除夕夜，我家都紧锁大门，任谁敲也不开。

随着经济发展，送鸡的少了，开始有人送钱。1983年，村里办得最大也最好的是一家毛纺厂，厂长陈乐贤经营有方，生意红红火火。但毛纺厂是污染型企业，每天需要排出许多污水，而那些污水一直以来都是直接排到一条小河里，影响了周边一大片的农田。当时人们环保意识不强，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爸爸觉察到这个情况后，好几次与厂方交涉，要求添置处理污水的设备，保证不把污水排入河道，影响农田。

一天晚上，陈厂长来我家了，一番寒暄，双方宾主就坐。他向爸爸讲了不少厂子经营的难处，也谈到了增加污水处理设备要花很大一笔钱，希望村里能通融通融。爸爸说的也很诚恳：“你厂子办得好，我们村有收入、村民们能赚钱，大家都跟着沾光，我当然是希望你们厂能发展好，但农田是子子孙孙种稻吃饭的根本，我们谁都不能断了子孙的财路啊。”双方你来我往，说得都很客气，但都不肯让步。后来，陈厂长见时间不早了，只好告辞。我妈妈送客到门外时，陈厂长对她说了声“桌子底下有东西”，就转身跑入了夜幕中。

我妈妈连忙跑回家查看桌子底下有什么。报纸包着的一个纸包，打开一看，一大叠钱，妈妈用颤抖着的手数了一遍，整整一万元！

那可是1983年的一万元，不要说怎么花，就连怎么存也没几个人知道。那时，爸爸是拿集体工分的，用工分抵口粮。他一个人的工分要换自己和我兄妹三人、还有爷爷奶奶的口粮，因为人多分少，每到年终还要倒给生产队钱。妈妈是公办教师，工资很“高”，每个月35.8元。

在我看来，这一万元好像是穿不完的新衣服、吃不完的大鱼大肉、买不完的零食玩具……“这个钱我不能收”，爸爸斩钉截铁的话语打断了我的幻想。妈妈也马上说：“这个钱绝对不能拿。”

当晚，爸妈一直聊到了深夜。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妈妈出发了，她要赶在到学校上班前把钱送回。到了陈厂长家，发现大门紧闭，怎么办？只好先带到学校里，放学时再送。可是，到了放学后送到厂里，传达室师傅却告知厂长去城里了，这么多钱他不敢存放。妈妈又只好把钱带回家里。

第三天早上，妈妈又出发了。怕去太早对方没起床，她特意把第一节课调到了下午。这回，我妈妈终于顺利退回了钱，赶往学校的路上如释重负。头一天白天，她把钱放在办公室抽屉，不知检查了多少次，连上课的时候还在记挂呢！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这些年我从小村庄走向大都市，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人民教师，但我从没有忘记它，更没有忘记爸爸光明磊落的精神和公正清廉的品质。在从教中，我也曾面临着一些礼品、财物的诱惑，但回想1983年时，我爸爸妈妈能够退掉一万块钱，我又怎么能违反党纪，破坏我们家的家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