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马啸公社生产队土地清册。陈立雄 摄

记者 李忠 摄

原临安马啸公社浪广大队支部书记张美新（左）,原浪广大队大队长陈传道（右）。陈立雄 摄

1979年春开始，杭州桐庐、临安等地的一些生产队率先将山地、水田分包至户，点燃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星星之火。

从1980年10月起，杭州市开始普遍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底，99.1%的农村生产队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

破土：“把田给分了！” 从借粮到分田 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

“1978年秋天，那天，就像今天这个时候，太阳快升到山顶了。”陈传道望着窗外的天空，燃起一支香烟，讲起40年前那个改写历史的时刻，“马啸公社书记章文辉悄悄召集了我们浪广和隔壁方家两个大队的干部社员开会，会议的内容就是想‘把田给分了’。”

40年前，陈传道还是个3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却已经是临安马啸公社浪广大队的大队长。

“分田？”当时，国家实行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政策所不允许的，“章书记说，分田的意思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隔壁的安徽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事实上， 整个浪广大队866口人，守着400多亩薄田，却吃不饱，日子确实很苦。用原浪广大队支部书记张美新的话来说，过日子全靠“四点”：靠国家供应一点，靠自己种一点，靠亲朋借一点，靠黑市上买一点。这其中的“借一点”，指的就是去毗邻的安徽山村借粮。马啸公社地处浙皖边界，许多村民与安徽山村有通婚、走亲的习俗。

借粮有借粮的规矩。按照规矩，借72斤粮票和买米的钱，秋收后需要拿100斤早稻谷还。“不仅损失了喂猪的糠、来回两天的误工工分，还有欠了很大的人情。但是，浪广的大部分人就是这样过着前吃后空的日子。”张美新说。

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遗，农业效率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

所以，分田到户的消息着实让人兴奋、让人跃跃欲试。

“章（文辉）书记说，我们是浙江省，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应该比安徽好，怎么还能去隔壁省借粮呢，我们要先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陈传道说，正是在章书记的推动下，“包产到户”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决定了。

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悄然萌动的决定，点燃了杭州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1979年春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激发。

“以前，我们早晨9点太阳晒屁股了还没出工，11点就回家吃中饭了。一个正劳力，干足一整天，赚十个工分（三毛七分钱）。包产到户后，早晨天一亮就下地干活去了。常规品种的稻谷，从亩产500斤一跃到了亩产800斤。”原浪广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叶灿生回忆道。

事实上，效果是惊人的：就在这一年，粮食、收入均翻番，浪广大队迅速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包产到户这把“金钥匙”打开了马啸全公社的大门，激起了周边各大队、生产队农民的向往。广大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强烈愿望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粮食组、茶叶组、杂工组等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迅速蔓延。

1980年春，马啸公社有11个大队实行旱地、山坞田包产到户。1981年该公社15个大队全部实行良田包产到户，成为临安“包产到户第一乡”。全社粮食生产量从1978年的121万公斤增加到159.5万公斤，增长31.4%；农业总收入从1978年97万元增加到174万元，增长79.9%；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71元增加到143元，翻了一番。包产到户两年，改变了马啸公社原来“吃饭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落后面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强调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9月23日，临安县委发出《批转县农办党组〈关于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提出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因地制宜地实行专业分工，灵活多样地建立生产责任制。生产队在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凡是适合建立专业组的，可建立专业组；凡是适合分散个人经营的，可建立专业户、专业工；但不允许分田单干。

与此同时，萧山县河上公社上山头生产大队、富阳县东园公社、桐庐县至南公社、临安县太阳公社、建德县李家公社等地的“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博弈：静默中的抗争 新思想与旧观念的“拔河赛”

然而，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没有平息。当时有人用“一场拔河比赛”概括1979年至1980年初的形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守旧干部。

马啸公社也不例外。

首当其冲的是马啸党委书记章文辉受到昌化区委多次批评，被调离马啸公社。

1981年初春，浪广大队正因地制宜地对农林牧副渔工各业实行专业分工，灵活多样地组建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的“几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而事实上，许多农民觉得承包到组，不能彻底解决组内平均主义，且中央文件也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

陈传道记得很清楚，3月2日的早晨，他正准备去田里上工，有人通知他去村口的大礼堂里开会——县里来了工作组，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纠正包产到户，恢复到原样。

礼堂里已经坐满了各个生产队的负责人。听明来意，大家一片静默。一群终年在农田里挥汗的农民，在这一片静默里，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希望，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努力奔向梦想。

一边是农民如火如荼的干劲儿和期盼，一边是守旧思想的墨守成规，这场对抗注定是激烈的：

“现在大家都吃得饱，生活条件已经明显改善，这难道不好吗？”

“我们不愿意恢复，再那样会饿死的。”

“如果要恢复，浪广的生产你们来管，我不管了！”

张美新索性带了一张《浙江日报》，甩在了工作组的面前。报纸头版刊登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总结经验，完善和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央都发文肯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当干部就要为人民考虑！”

工作组就这样被农民“骂”了回去。

对抗的结果是，浪广大队10个生产队中，第十生产队恢复原先的生产模式。与预料的一样，这一年，第十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相比其他生产队足足少了四成。

庆幸的是，同年6月，中共杭州市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杜润生同志《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把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纳入工作部署。

闸门已经打开，潮水不断涌进来……大时代中坚强的小人物们，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升腾：“粮稳而心定” 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做了讲话：“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在整个农村改革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始终是农村改革中的一条主线。

1982年1月1日，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国公布。它肯定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全国已经普遍化。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联产承包15年不变”。

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与全国改革开放同步，杭州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从农村走向城市并不断向纵深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1979年部分地区农民群众自发行动，到1982年后有序地全面铺开，至1984年基本完成这一重大变革，历时6年。

杭州市农办社会发展处祖先明处长认为，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还”给农民，灵验性地、一次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具根本性的变革。它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分开，改变了传统农业的产权结构，同时把农民的权、责、利高度统一起来，最大程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稳而心定”，让此后的改革从未发生粮食危机。改革开放40年的最大变化从此开始，而广袤农村之后的许多变化就是从“两权分开”派生出来。

而另一个重大的效应是，包产到户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除了生产的积极性外，还萌生了投资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高、收益多，于是，就有了收购、加工的出现，逐步拉动了整个产业链。

在土地缺乏而观念先进的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从土地中“溢出”，在票证经济的禁锢下，开始在城市之外“村村点火、乡乡冒烟”，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这些非常初级的工业作坊，早期被称为社队企业，之后则被称为乡镇企业。这些初创期的民营企业，在制造、流通及金融三大环节对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系实施了“蚂蚁咬堤”式的侵蚀和破坏。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确权制度的推行，再到土地流转的实施，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杭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708元增加到30397元，收入倍差从2.06缩小到1.85，连续三十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乡村振兴的提出，更提振了农民的信心，把饭碗牢牢端在农民自己的手里。

“改革开放的40年，从我小时候一天三顿稀饭，到现在给发养老金，变化简直就是改天换地的。”望着这山上山下葱茏的片片绿色，67岁的叶灿生质朴的笑容里包含了沧桑与满足。

田垄上有变迁的季候，有婴儿般彻夜生长的蔓枝与茁壮，看到它们，可以遗忘自己的苍老，可以听见历史的回响，可以眺见正在走向开放的国家，正在谋求发展的民族梦想。

从1978年到之后的15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几乎都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城墙”之外的广袤农村。这是本轮经济变革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数以百万计的没有任何工业化教育的农民崛起于草莽之间，成为了改革的先行者。

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他们的思想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落后，他们所作的都依旧是相对于大时代而言显得近乎卑微的自救。区别在于两个时代对农民自救与自制的态度。新时代的态度是“可以有”，即便是从普通农民群众中点燃的星星之火，也能在改革开放这片春风里，得以升腾、得以燎原、得以成为照亮历史的光芒。

我们要感谢生息在这个国家里的建设者，他们没有被守旧的浪潮淹没，他们在祖先居留过的土地上创造奇迹，又勇敢地品尝前人未品尝过的欢喜和哀愁。我们祝福每一个为这片土地努力过的人。那些年，为了幸福，为了文明，他们竭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