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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教育,一直是改变命运的力量
2019年01月03日 10:03:42 星期四  钱江晚报

一家三代都是紫阳小学的校友。

祝福语:作为一个60后,我经历了共和国发展最快的几十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祝愿我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祝愿所有的人都幸福安康!

人物名片

邵俊,杭州一家服饰企业总经理。60年代出生的老杭州人,一家三代人读杭州同一所小学。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是杭州教育事业持续向前发展最好的见证。

钱江晚报(记者 梁建伟)下午四点,邵晟杰回到家后,就来到房间打开书包,认真做起作业。这个习惯,是爸爸邵俊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求的,邵晟杰是个听话的孩子,虽想偷懒,但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

这是杭州一个普通的三代同堂之家。所不同的是,这三代人,都是有300多年历史的杭州紫阳小学校友。奶奶74岁,1958年毕业于紫阳小学;父亲邵俊毕业于1982年;作为第三代的邵晟杰,则是一名正在就读的四年级学生。

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70年来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无论今昔,教育仍然是一种最能改变人们命运的力量。

“70年一晃而过,中国的教育变化真的非常大,从读不了书,到有书读,最后读好书,就这样发生了。”邵俊说。

这是一个关于平凡老百姓教育追梦的故事。

一家三代

和他们的百年母校

现在,大学毕业的邵俊不得不很努力地学习小学的知识,“现在的小学数学有难度,很多题我做不出,会让儿子取笑。”

这一家祖孙三代,都是杭州紫阳小学校友。对于这所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学校,一家人都由衷地自豪。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前身可追溯到建于1703年的紫阳书院,是清代浙江的四大书院之一。三百多年来,傅王露、卢文绍、龚自珍、孙衣言、夏同善等名师宿儒在紫阳开展了各种著书、讲书、传书等活动,对浙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于母校历史,邵俊张口就能说上半天。

奶奶戴胜仙是1945年出生的,她在1958年毕业于紫阳小学;邵俊1982年毕业;邵晟杰现在读四年级。

“我儿子幼升小时,本来有机会报读热门的民办小学,但我们一家子都有紫阳情结,最后还是选了这里。”邵俊说。

邵俊说,他们家原先住在太庙巷口,标准的南宋皇城根儿上,离学校非常近。记得小时候听到学校的上课铃声,他从家里冲出来,跑到教室里,铃声还在响着。后来,这里发现了宋代遗址,他们家就搬迁到了惠民路。现在,去上学也非常方便。

每个年代

有不同的求学故事

奶奶戴胜仙刚上学那会儿,杭州解放没多久,想要读书并不容易。“那时候的小学,教室少,想要读书的孩子多,学校就实行半日制,上午一波孩子上课,下午换另一波孩子。”奶奶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杭州很普遍,“那时候每户人家的孩子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六七个孩子,学校资源不够用,只能采取这种轮换制。”

轮到邵俊读小学时,半天制早已取消,小学改成了五年制,“我读小学时,学校位置和现在没啥变化,山上的教学楼是平房,读二年级时新建了一幢教学楼,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

那个年代,孩子基本是放养的,“读书的事家里人不太管,孩子普遍比较野。我们学校有个后门,一下课我们就翻墙跑出去,门外就是紫阳山,山上有很多好东西,野苹果、野枣子、酸咪咪草,还有野笋,现在想起来满满的都是回忆。”

小学毕业时,家里从深圳买回一台电视,那可是稀罕物。“刚好要考初中,家里怕影响我学习,把电视放到了别人家,只有周末才允许看。”邵俊说。那个年头,小升初的氛围远没有现在这般紧张,“上学全都是自己走路去,所以离家近成了选择学校最主要的条件。我读的杭四中,就在马路对面,走路十分钟就能到。”

奶奶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物质不那么丰富的年代,她说:“晚上还要跟着大人到半山去买便宜点的蔬菜,到乡下买杂粮掺在饭里吃……”

这样的日子,讲给10岁的邵晟杰听,他就好像是在听“天书”。小孩子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人家拿难以下咽的糠饼当主食。

1991年,邵俊从浙江丝绸工学院毕业,进了浙江丝绸进出口公司工作。他还记得,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74元,加上补贴、奖金有200多元。工作两年后,随着经济发展,他的工资一下子飞涨到约2000元。

“大概从那时起,老百姓的钱袋子慢慢鼓起来。”邵俊说。对此,戴胜仙最有发言权。她是一位人民教师,1972年月工资32元,之后近20年涨得不多,到2000年涨到了1000多元。现在退休了,退休工资每月也有6000多元。

教育的方法一直在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变

“我觉得,儿子这一代人比我们要幸福,他们真的是长在了一个好时代。”邵俊笑着说,自己小时候老惦记着吃的东西,家里只要有一点吃的,绝不会过夜,“现在的小孩,从来不惦记吃的,他们不会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家里都备着,吃不完。”

只不过,原来放养式的教育变了。邵俊说,时代在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教育变化一目了然,并走在了改革前列。“我记得一个数据,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率只有4.7%;而到了2018年,浙江的录取率在全国是领先的,2017年的录取率是93.4%。”邵俊说,当年自己高考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了儿子这一代,社会文化水平普遍提升,考大学变得相对容易。

家庭条件好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更高,每个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以前哪怕读个普通大学,肯定有铁饭碗;现在读个本科不算啥,大家都争着要考重点大学。”

不过,无论怎样改变,教育总是能够最直接地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对于儿子的教育,邵俊一直抓得很紧。他给儿子报了好几个培训班:跆拳道学了三年,学吹笙学了两年,还有数学、英语的培训。“我小时候放学后,做完作业就做家务,生煤炉烧饭做菜,什么都得做。现在的孩子,偶尔拖个地、洗个碗,都跟破天荒似的。”

让邵俊欣慰的是,儿子蛮争气的,他读小学时是数学课代表,儿子现在是班长,要强上一头。

站在自家的阳台上,邵俊静静地往下看着,他的思绪又回到了20多年前,那里全是平房,一个个墙门,一个个小伙伴在小巷子里钻来钻去。

如今,一条高架通南北,高楼大厦遍地起。

不变的,是紫阳山下的那所小学堂,读书声穿墙而出,依然朗朗。

作者:记者 梁建伟 编辑:陈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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