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外，紧挨着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与往日一样，身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在一筐筐分类有序的“土玩意”前忙碌着。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骨头，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五千年前。

7月6日，从阿塞拜疆巴库传来消息：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实证的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让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重新呈现于世人眼前的，正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与他的考古团队。

穿越浩渺的历史云烟，究竟什么能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始终是中国考古人的一桩心事。

“从我们考古界来讲，文明就是指国家产生。”刘斌说。

良渚位于杭州市郊西北方位，水网与田野密布。就是这样一处看似寻常的乡野之地，在考古人的一铲铲中，发现了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组成的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以及库容量超过4600万立方米的外围水利系统。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指挥如此大的一个工程，不是一个村庄的劳动力能够完成的。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一种国家层面。”刘斌认为，这揭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2018年1月，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启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年半后，凝聚多代考古人心血的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目前情况下良渚古城遗址达到了申遗的条件，因此形成了一个保护、展示、管理的体系。但不论申遗前后，我们的考古工作都在朝着解开谜题的方向按部就班地开展着。”刘斌十分坚定。

在他看来，文化的兴起、衰落，还有对中华文明后续的影响，都是研究良渚文化中有待主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年良渚人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定都，它跟其他地区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要通过对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梳理，把该有的遗址找出来，还原那些原始地貌，才能更好地认识良渚文化的兴衰。”刘斌说。

“此外在良渚文化中，玉器也是比较发达的一种文化。那些精美玉器的玉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真正在良渚时期开采的玉矿，这也是我们迫切想要知道的。”刘斌坦言，“考古是不断地挖一个点，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

他介绍，如今考古人认识分析古代器物，除使用传统的考古方法之外，还用到一些科技手段。“比方在古城里边有粮仓和被烧过的稻米，我们通过初步的采样分析和比对数据库得知，这些稻米的同位素是不一样的，即证明其不是同一块产地出产的。这就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考古思维。”

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实验室内，“桃的驯化研究”“草包泥研究”“木材鉴定与利用”等一块块展板介绍，透明柜中排列有序的动植物标本，无不体现着考古人研究思维的扩散性。

“考古研究要把现在的发掘成果恢复到古代的社会，要透物见人。”刘斌说，“目前我们能够在一个大致的框架内‘自圆其说’，但在细节上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这也证明了‘考古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他举例道，“如良渚人十分讲究，做石玢是一种矿物，做石钺是另一种矿物，那么这些矿物从哪里来的？我们通过对铺垫在城墙底部的石头的分析，与地质部门合作寻找矿物分布，再跟周边山沟里面的石头进行对比，才初步得知这些石头主要采自于哪个山头。如此一来我们对于良渚的理解才不那么生硬，而是活态的。”

刘斌畅想，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建设完成之后，多年来的考古成果将正式生动展现于大众面前。“目前的遗址公园是一个基础性的展示，等明年或许有了新的考古成果，就会不断丰富公园内涵。我们要尽量通过考古，逐渐地把历史真相一片片地揭示明白，并通过对外开放的形式，让人们了解过去。

“现在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我们交织在过去与未来之中而不能成为一个旁观者。”刘斌在朋友圈如是写道。过去的考古成就令良渚古城重焕光彩，他相信，在考古人的毕生投入下，那些更待揭晓的“未解之谜”，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惊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