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之美，不独在山水之绝胜，更在于自然与人文的交相辉映。留存于杭州孔庙、岳庙、西泠印社等处的许多碑石，散布在西湖群山之上的众多摩崖石刻，都是先人们一笔一刀，赋予冰冷的石头以文化内涵，这一本本“石质书籍”，立于山水之间，岩崖之上，记录着历史沧桑变幻的脚步，闪烁着文化艺术之亮光，彰显出杭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及精神内涵。
杭州碑林：刻在石头上的书画
喜爱隶书的人，大多知道熹平石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用隶书写成，气势磅礴，为汉隶精品。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历史上曾有熹平石经等七次大规模刊刻太学石经，留存在杭州碑林的为南宋太学石经。而这七朝石经中，比较完整保留的只有南宋石经、开成石经和清石经。“千秋留故迹，光彩耀残碑”，作为现存唯一位于南方的石经，南宋太学石经显得尤为珍贵。
熹平石经为东汉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蔡邕所书，而南宋太学石经为皇帝和皇后所书，也是七朝石经中唯一由皇帝御书的石经。南宋太学石经位于杭州孔庙的石经阁，在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下令在太学院内建造，以安放宋高宗和吴皇后所书的石经。石经始刻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内容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
“南宋太学石经当时究竟刊刻多少碑石，尚未找到明确记载，据推断大约为131石。千百年的沧桑变化，现存85石。”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员、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进说，“这石经是儒家经典与书法结合的极好范本。宋高宗的书法典雅圆融，端正停匀，飘扬潇洒。石经中‘二王’风格的小楷，是宋高宗书画艺术的代表之作，更对南宋乃至后世书坛有着深远的影响。”历代文人书法家都很推崇宋高宗的书法，赞赏“结体整秀，有晋人法”，在清代，南宋石经甚至有“一字万人摹”的夸张描写，也可见当时南宋石经受书法爱好者的欢迎程度。
“杭州碑林确实是书法艺术的宝库，藏有100多件历代书法家的名碑法帖。”陈进说，“二王、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书法种类丰富多彩。”其中，《右军六十帖》是书圣王羲之的法帖，为雍正年间所刻，依据为宋时版本，汇集了王羲之的多种法帖，多数见诸《淳化阁帖》，也有《宋拓王右军书》《王羲之正草十七帖》等。《右军六十帖》之书法，“用笔中锋，其神情出于点画之外，洵为古今独步”，且刻工精良，其碑石数量之多为世所罕见，其版本较其他版本为佳，宇内流通甚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在杭州碑林里，还有一些“石刻线画”，是古代中国绘画的一种，始自汉代，以刀代笔，描绘现实生活、神话传说、宗教故事乃至装饰图案等，在造型和线的运用上，多是由朴质雄劲，逐步变为优美细致。陈进说，“杭州碑林里的石刻线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物画像，最具代表的是‘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刻石’‘十六罗汉像刻石’；一种是花卉树石，如‘梅石碑’等。”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刻石”为北宋李公麟所画。李公麟，凡人物、释道、鞍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尤工人物，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被称作“白描大师”，赞为“宋画中第一人”。“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刻石”就生动地体现了李公麟的白描特性：孔子像敦厚仁爱，弟子像姿态各异，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为后世所宗。
岳庙碑刻：记录民族英雄的光辉岁月
在杭州，还有一个碑林不得不提，那就是岳庙碑刻。杭州碑林里有碑石近五百块，而岳庙里面也有一百多块。岳飞是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理所当然，在岳庙中，岳飞本人的诗词、奏札碑，宋高宗的敕告碑以及历代名人歌颂岳飞事迹诗文碑为多。”原岳庙管理处文物科科长、西湖印社社长沈立新在岳庙里面工作过几十年，对岳庙里面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首满江红词情调激昂，慷慨壮烈，充盈着英雄的浩然正气。岳飞文武双全，能诗善词，书法以行、草为主。实际上，岳庙里面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这块词碑，碑文由明代赵宽所书，原碑惜乎不存，现碑为1979年根据拓片复刻而成。《前后出师表碑》的碑文，均相传为岳飞手书，都是1979年据河南汤阴岳飞庙碑拓片摹刻而成。
嘉靖年间，明代文征明因见“高宗手敕有愤”，和沈周一起同和“满江红”一阙，中间有“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之句，以议论着笔，认为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默契所致，极具胆识。碑为明嘉靖年间所刻，断缺修补。碑在此前已断，现碑中间一小段也是1979年据拓本复刻补成。
按说岳飞是抗金英雄，但后来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到岳墓都会以诗褒扬其忠孝。沈立新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墓后御笔书诗一首，概括地评价了岳飞的生前后事，总结了岳飞的功绩。”后来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至杭州，又命随行的第十一、十五和十七子到岳王庙行礼，三位皇子均有诗题，并刻碑留存至今。而乾隆御书原碑已不存，现为1979年据拓本复刻。
岳飞长得怎么样？在岳庙有两件像碑。一为同治六年（1867年）据明代所刻岳飞像模刻而出一件坐像，一为光绪元年（1875年）摹刻的读书像，旨在表达岳飞之天资聪敏，强记书传，尤其喜欢《左氏春秋》和《孙吴兵法》。有趣的是，两件白描像，岳飞都不著武装而是文官服饰。其实，有关岳飞的最早画像应是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从该画看，岳飞面白无须，微胖，耳大脸圆，头戴方巾，脚蹬尖头靴，一身淡绿装束。这与当下各个岳庙中的岳飞坐像大有不同，刘松年生活的时代离岳飞不远，一些见过岳飞的人尚在，所以他的画像应该更具可信性。
梅花碑：“梅石双清”的传奇故事
环湖寻碑，代表石碑还有散布在西湖重点景区的西湖十景碑；陈列于钱王祠的表忠观碑，上有苏东坡撰写的“表忠观碑记”；而立于孤山，距今约两千年的“汉三老碑”，是目前浙江仅有的两块汉碑之一，堪称“浙江第一石”，为西泠印社镇馆之宝。
“上述这些重要碑石，其间故事多为人知。”陈进说，而留存于杭州碑林的还有一块很有故事的石碑，叫做梅石碑，杭州老地名梅花碑就是因为梅石碑而得名。据《杭州市地名志》记载，梅花碑“东起城头巷南段，西至佑圣观路，有南北二道”。这里曾是宋高宗德寿宫旧址，留有德寿宫遗物高丈许的芙蓉石，该石似芙蓉花瓣，故名。石旁有一长满青苔的老梅，与石相映成趣。明末清初时，著名杭州画家蓝瑛、孙杕来此游玩时，模仿芙蓉石与苔梅的形状合作画了梅石图，之后由良工巧匠将梅石图镌刻成碑，置于芙蓉石旁，题曰“梅石双清”。
乾隆皇帝热衷书画，南巡杭州后见碑石斑驳破损，便想重刻梅石碑。“其实，乾隆帝在北京先后做了两件梅石碑，留有一块放于圆明园芙蓉石旁，称为北京碑，一块送回杭州。”陈进说。
最早立于德寿宫的梅石碑，在清代乾隆年间已“碑断为三片，委弃蔓草间”，至今不知所终。但关于它的故事，多有流传。《西湖民间传说》载，梅石碑上的梅花会开会谢，石碑还能预报天气，人们从石碑上的湿度变化可以知道时令节气，天晴落雨。此一民间传说赋予石碑鲜活的灵性，演绎了一段传奇。
而重刻的北京碑也很传奇，圆明园虽惨遭英法联军的火烧与洗劫，但此碑竟然劫后余生，后又经过数次迁徙，最终安然无恙地落户于北京大学校园内，成为今天该校的名迹胜景。
至于与杭州地名相生相依的梅石碑，自它从京来杭的那时起，一直以来是当地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标志，然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它就销声匿迹了。“2008 年9月，跟随着杭州孔庙完成复建工程并对外正式开放，这块珍藏于杭州碑林的梅石碑，终于掸去尘埃，重新亮相。碑作四面刻，碑阳刻孙杕和蓝瑛合作之梅石图一幅，配以乾隆御题梅石图诗一首。”
经陈进考证，乾隆皇帝不仅将梅石碑拓本带回北京，而且亲自费时数月摹绘梅石图，又交内府刻成石碑送至杭州，并与旧碑放置在一起。更为称奇的是，在杭州碑刻成后乾隆又命再刻北京碑，不仅如此，乾隆还因梅石碑，先后作诗六首，作跋两篇，作联一对，充分显示了乾隆对梅石碑的极大兴趣与投入，这对杭州来说是一项流芳百世的善举。
故事还没完。2009年夏，沈立新等人又按照1970年代所拓北京碑拓片，主持复刻梅花碑，重立于佑圣观路梅石园。“梅石双清”碑，再现杭城街巷。
摩崖石刻：穿梭时光与古人对话求友声
因为参与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书法大系”的编撰工作，中国美院在读博士丁筱最近几年常常往复于西湖群山之中，考察留存其间的摩崖石刻。“因为喜爱以及书法研究和创作的需要，以前我也零星地寻访过一些摩崖石刻，但不够系统和科学。我现在是‘浙江书法大系’隋唐五代卷的编撰小组成员，在西湖边有关摩崖石刻的考察中，颇有些很有趣的新发现。”
其实，喜欢在西湖群山寻找摩崖碑刻的人自古就有很多，清代尤盛，阮元有《两浙金石志》流传于世，《武林金石记》也传为丁敬所撰。丁筱的朋友、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秦明，一直对清代金石考古家、“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重要的山水作品之一《访古纪游图册》题跋中屡屡提及的“辛卯”纪年总有疑虑，于是在2017年12月专程来杭进行“黄易江浙访古纪游专题考察”。
当时，秦明丁筱一行人对飞来峰等地的摩崖石刻题名进行搜索排查，并在水乐洞着重探察所谓的“张燕昌等人题名”。该题名有人曾拓得如下文字：“□□海盐张燕昌山阴陈广宁金匮钱泳嘉兴戴经戴光曾江宁刘徵长洲吴国宝以乾隆六十年十月十日来此。”天色渐晚，借助手电，秦明发现了首行“海”字上的“易”字，紧接着有人辨识出其上的“黄”字，丁筱又在“黄易”之“易”字右侧又发现了一个“易”字，原来是“锡”字的右半，秦瀛的籍贯正是“无锡”，最终辨识认定，前面漏掉的一行字是“无锡秦瀛钱唐”六字，这才是该题名真正的第一行字。水乐洞秦瀛黄易等题名，凡7 行50 字，其内容与《水乐洞》一图中黄易题跋完全吻合。这样一来，就完整发现了水乐洞黄易等题名，从而证明了彼时黄易返杭丁内忧期间，在杭州确实有过多次访古之行。
“其实，在西湖周边，你可以看到许多宋代名家留下的摩崖石刻。”丁筱说，“在玉皇山上的月岩，有蔡襄的榜书‘光影中天’；而大麦岭苏东坡摩崖题记，是杭州现存唯一的苏东坡题记原物，已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南屏山，米芾所题琴台二大字，紧挨着著名的司马光的‘家人卦’摩崖题刻。”
“这是一次金石、历史、艺术、古典哲学的寻访之旅，除了为编书做考证查实之外，在现场观摩阅读这些摩崖石刻，似乎穿梭到鲜活的古人历史现场，更似乎可与古人对话共鸣，所谓求其友声是也。”丁筱说，这些年田野考察所得，不经意间，历史的厚重感自觉进入到笔底书写，和过去相比，自己的作品便不仅限于简单的技巧表现。“做金石文化研究，常与古物相晤摩挲，自可获取古人精神的传递，并与当下生活观照并共振，此间乐趣不复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