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 记者 周勉、袁汝婷

一如既往，去年冬天，袁隆平又去了海南，和自己的团队在南繁基地一呆就是3个多月。

他已经89岁，身体大不如前。

数十年如一日候鸟般奔忙的背后，是这位老科学家对梦想的执着、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不让老百姓挨饿”——携初心“追着太阳”

袁隆平出生在动乱年代，从小跟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在重庆求学时，经历了大轰炸，他感到，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新中国成立前，袁隆平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殍，十分痛心。选择农业报国，源自袁隆平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袁隆平立誓。

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袁隆平发现，水稻中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1966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此后，他与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成立“三人科研小组”，开始了水稻雄性不孕选育计划。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

10多个省区市的科研人员聚集到海南，他慷慨地将“野败”分送给大家，又在农场支起了小黑板，给全国各地科研工作者讲课。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攻关大会战打响。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育种研究。他回忆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奋斗不息：从“吃饱饭”到“吃得好”“更健康”

“我希望青年科学家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得失，而是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断努力。”2018年11月22日，在接受未来科学大奖组委会颁发的奖杯时，袁隆平表达期望。

这也是他用一生践行的奋斗目标。尽管目前杂交水稻已经取得每公顷产量18吨的成就，但袁隆平并不满足。他告诉记者，还要朝着每公顷19吨、20吨的目标奋斗。目前，他正在攻关的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为工具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后，袁隆平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吃得好”和“更健康”上。由他领衔、已实施10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目标转变。2017年参与“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30多个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已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2018年9月，中国农学会、华南农业大学、中科院等多个单位和部门的专家，对袁隆平领衔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多点生态试验进行了综合评议。结果显示，“低镉稻”稻米镉含量在每公斤0.07毫克以下，低于每公斤0.2毫克的国家标准和每公斤0.4毫克的国际标准。这表明，“低镉稻”在不同镉含量土壤、不同栽培方式下的表现都较为稳定，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

“更愿意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稻技术贡献人类

“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几回大风浪”，这是湖南人常说的歇后语。在讲述自己的杂交水稻梦时，袁隆平笑言：“有人说我是洞庭湖的老麻雀，但我更愿意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水稻技术越过重洋。”

袁隆平写于1985年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后，目前已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和生产的指导用书。

因“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示了广阔前景”，“致力于将杂交水稻技术传授并应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十个国家”，2004年，袁隆平获得了世界粮食奖。

“一带一路”倡议，为帮扶沿线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提供强大助力。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截至2018年底，已有40多个国家种植了超过700万公顷的杂交水稻。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我知道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时，‘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谓也好，各种名目的科学大奖也好，都不重要。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和尊严。”袁隆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