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期我们带大家认识了运河的商贸和寺庙，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其实我们的母亲河也是一条红色之河、革命之河。运河的开通，不仅给萧山带来了人流和财富，同时也带来了革命思潮，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运河沿线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今天就给大家作一介绍。

国父的到访

很多人萧山人都不知道，国父孙中山曾经到访过萧山，而且就是从运河坐船而来。1916年8月16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从上海抵达杭州，在杭州游历三天后，于8月19日从南星桥坐轮渡达到西兴，换乘轮船沿萧绍运河东行赴绍兴、宁波等地，随行的有胡汉民、邓家彦、朱执信、周佩箴、陈去病等五人，当船行在运河中，孙中山等人看到运河沿线如画的风景，不禁纷纷赞叹，同行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还写下一首《舟过萧山寄天仇》，“西湖三日共勾留，乘兴扁舟更远游，我有一言君信否？会稽山水胜杭州”。

孙中山在杭州访问

当然，孙中山一行来到浙东不仅仅是游览，更重要的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看望慰问革命同志。船至萧山城厢镇东门（党校附近）时，孙中山还特意下船拜访了一户人家，是什么人那么重要，需要孙中山等人上门拜访呢？下面就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不为大多数萧山人所知的革命烈士——汪珪。

汪珪，萧山城厢镇人，1878年出生，家住城河边的东旸桥下街，自幼十分好学，190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化工系就读，逐渐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结识了宋教仁、黄兴等人，并加入光复会，之后为筹备建立同盟会而东渡日本。回国后，任上海《神州日报》主编。辛亥革命时，汪珪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任敢死队队长。民国建立不久，袁世凯篡权，孙中山起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有识之士纷纷响应，但缺乏资金和枪械，于是汪珪回到萧山，变卖祖产购置枪械，以助讨袁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3年8月，在上海试制炸药时因意外爆炸，汪珪身负重伤不幸去世，年仅35岁。

1916年8月，汪珪逝世三周年时，其妻儿将灵柩运回萧山安葬，适逢孙中山在杭州，亲自护送灵柩到钱塘江边，几天后，在乘船路过汪家时，孙中山等人还上门慰问了汪珪烈士家属，拜谒了烈士的遗像。

其实陪同孙中山到浙东的五人中，还有一位萧山人，那就是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圣人”“最好的同志”的朱执信，朱执信祖籍萧山衙前翔凤村，曾祖父辈从萧山迁往广州定居，可惜的是，这位同盟会最早期的成员、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不幸于1920年遇难，他和汪珪遇难的年龄相同，也是35岁。如果这两位萧山籍革命家不是如此英年早逝，肯定会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萧山籍革命家朱执信

农运的先声

了解萧山历史的朋友对衙前农民运动一定都耳熟能详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那么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衙前，与运河有什么关系呢？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乡村革命进行探索，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萧山人沈定一就是探索者之一。1920年7月，他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诸暨人俞秀松回到萧山衙前老家，对农村问题进行考察，酝酿策划农民运动。

衙前农民协会旧址，运河旁的东岳庙

衙前位于萧绍运河畔，这里河港交错、土地肥沃、人口密集，是萧绍平原的一个重要集镇，但辛亥革命后，接连而来的旱灾、蝗灾，使得广大农民民不聊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沈定一回乡后，着手开展发动农民运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他首先捐出自己位于运河边住宅的一部分，于1921年4月开办了衙前农村小学校，聘请进步青年宣中华、刘大白、唐公宪、徐白民、杨之华等担任教师，吸收穷苦人家的孩子入学，教授文化知识和革命真理，为农民运动制造舆论氛围。据说当时学校里有一项特别的课程，每个学生都要学会划船和游泳，也许用意是希望学生们学会在革命长河中奋勇前进吧。

衙前农村小学校旧照

1921年9月，萧绍地区的上千农民从四面八方乘船到运河畔的衙前东岳庙集会，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发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选举了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等6位贫苦农民为领导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租减租斗争。此后，在短短一两个月间，运河沿岸的萧山、绍兴、上虞等地先后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十余万穷苦农民参加。虽然农民运动最后被镇压了，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乡村革命提供了重要借鉴。

当年参加衙前农民运动农民协会的老贫农

如果说1921年嘉兴南湖上的“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那么同样是1921年萧绍运河上的“乌篷船”则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华彩序章。

抗战的烽火

时间来到1937年，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年的11月30日，萧山县城遭受了日军惨无人道的疯狂轰炸。据最新解密的日军战报显示，因获得国民政府第七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进驻萧山的情报，日军制定了空袭萧山县城、实施斩首行动的计划，妄图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

日军空袭战斗概报

可以看到第七战区总司令部所在地萧山等字样

为此，日军调动了驻扎在上海及台湾的两支航空队共44架飞机，从当天上午11时开始，对萧山县城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地毯式轰炸，共投弹177枚，其中包括大量60公斤及250公斤炸弹。

正在投弹的日军飞机

萧山城内西门到东门的三里直街，是当时萧山人口最稠密，商业最发达的地方，也就是上几期中我们介绍的萧山CBD，日军将其尽数炸毁，昔日繁华的街区顿时成为一片废墟，仅剩东西城门附近还有些残余房屋。

被日军炸毁的竹林寺

我们来看看当时《东南日报》报道，“敌机在萧山县城中心沿运河两岸投掷烧夷弹和爆炸弹百余枚，县政府、法院、监狱署、公安局等处全毁，大街一带房屋亦多被炸毁，隔河江寺前县党部暨附近民房大都炸毁或震坍，燃烧极烈，情况至惨。灾区自东门起迄市心桥止，计善政坊、凤堰桥下街、西河下等处各焚毁房屋百余间，江寺前、东桥、陈家弄及仓桥一带灾区最广，焚去房屋当有四五百间，仓桥河道已被坍屋堵塞。”据战后国民政府统计，此次大轰炸造成死亡200余人、受伤1000余人，炸毁房屋千余间。

《上海申报》对萧山轰炸的报道

1940年1月21日凌晨，日军偷渡钱塘江，到第二天上午，县政府自卫队虽经抵抗，但仍不敌敌军，逐步向城外撤退。县长程运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指挥，直到日军扑至县政府时，才从城河上乘船撤离，船篷上还留下了日军射击的弹孔。

沿萧绍运河行军的日军  日军沿运河追击中国军队

日军在城河的回澜桥上行军

日军占领萧山县城后，为防止中国军队反攻，又将城河沿岸影响视线的房屋大量拆除，造成数以百计的商户无家可归。之后，日军又沿运河向衙前、坎山进攻，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由于缺少重武器，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在衙前凤凰山一带被日军包围，数千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衙前卫家村全村房屋毁于战火，在今天坎山的化成禅寺内还留有一座抗日阵亡将士墓，其中就埋葬有一百多位在凤凰山战斗中牺牲的浙抗卫将士。

坎山化成禅寺内阵亡将士墓

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9月27日开始，在县城西门城河边的宝莲庵日军司令部，举行了受降仪式，浙东方面日军7000余人向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第二接受组缴械投降，饱经战火蹂躏的母亲河终于能够扬眉吐气，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无法为大家展现更多运河的革命故事。“喜奔竞、善商贾”的萧山人因运河而发展富裕，同时运河大气包容、胸怀天下的精神也早已渗入萧山人的血脉，因此才能孕育出众多的革命英雄人物，使近代萧山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近年来，余杭、滨江的发展超过了萧山，巧合的是，两地对运河的保护及运河文化带的建设都高度重视，开放包容也成为两地快速发展的内在根源，在今天萧山面临发展瓶颈、各级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之际，我们是否应该从文化上寻找原因，重新审视被忽视已久的运河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