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自幼读书学习是相当刻苦用功。一路求学，攻读经典，探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赶赴考试，于37岁，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把自己参加会试的试卷，辑成《会试朱卷》一书，为他在自己走过的科举道路，竖起一块优学之碑。

宁矫情以防私弊

1906年，沪杭段铁路分别在上海和浙江两地开工，标志着苏杭甬铁路建设正式启动。汤寿潜表示，要以“愚公之愚”达到造好铁路的目的。他还“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奔波于沪杭之间。

汤寿潜并不是愚干蛮干。他以日本铁道作业局的铁路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全套资料为蓝本，以留美铁路专科生濮登青提供的材料为补充，主持制订了《奏准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章程》。

章程中有比较完善的企业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征地、招股和监督等制度，是中国商办铁路史上唯一完善的铁路章程。

汤寿潜首先带头恪守公司章程，每月考勤。一切账目不时查问，工料出入、营业收支，尤为注意。“子弟、亲戚门生，至有佳者，经合例之股东荐保，亦必不用，曰宁矫情以防私弊。”

那时很多人以“铁路为利薮，挥股本如泥沙”，汤寿潜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了榜样，身体力行，保证了公司制度的落实。

汤寿潜还创办浙江铁路学校，一面派学生去日本铁路学堂学习，一面“于铁路旁近之地，自开学堂”，自己培养人才。

1907年，汤寿潜还创立了浙江兴业银行（不是现在的福建“兴业银行”），筹集、调配筑路资金。浙兴银行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总部在杭州，上海、汉口都有分行。当时浙兴银行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基本上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

不为名利，造福后人

晚年，汤寿潜回乡，本打算息隐家园，谁知他一登上峙山，天乐乡麻溪坝呈现在眼前，顿使他触景生情。匡世拯民的念头，死灰复燃。他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搬掉或者凿通这条大坝。

汤寿潜不顾年老，拖着高血压病的身体，一头栽入天乐乡坝外自治会，跟故乡父老一起商量废坝大计。

他重新翻阅了刘蕺山等的有关麻溪坝的历史资料，又把年轻时走访、考察、有关天乐水利的笔记找出来，整理对照。然后同父老乡绅反复研究磋商，拟出了废坝的陈情书和废坝方案。并把“废坝方案”和与众人联名的陈情书交与省议会。

天乐乡坝内乡董赵利川，得悉省议会接受了废坝的陈情书和方案，好像有人要掘他的祖坟似地跳起来，立即四处联合，发动保坝。

绍兴县议会也闻风而动，向省议会连发函电，反对废坝。

废坝和保坝之争，再次冻结。

丰富的社会经历，使汤寿潜悟出一个道理：“森严壁垒，难防内部的裂痕。”他看准了坝内乡绅金汤候是一位深明大义之人，决定一搏，便书信一封。金汤候应邀到杭州，汤寿潜开门见山对他说：“麻溪坝在天乐乡被视为毒瘤，山阴、会稽人闻废坝如谈虎色变。你是坝内人，应仔细研究个中厉害。说句公道话，如果废坝对坝内民物有害，应该顾全大局，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倘若对坝内无损，自宜从长计议。”说完，汤把废坝陈情书和废坝方案副本交给金汤候，让他回去后研究研究。

金汤候被汤寿潜的坦诚深深感动，他也没有食言，他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对友人的承诺。在坝内人的议会上，金汤候据理力争，列举废坝之种种利害关系，及陈情书中所列举之理由，弄得保坝乡绅一时无以辩驳，最终成功说服了坝内人。

麻溪坝改桥，终于在坝外人期盼、坝内人焦虑中到来了。可惜汤寿潜因病卧床，未能参加。

麻溪桥飞架在大坝之上，历时四百余年的这个水利冤结，终于在汤寿潜这辈人手里被解开了。人们怎能不欢欣鼓舞，怎能不感激这个改坝为桥的牵头人。

全乡公民为了永远纪念汤寿潜的功德，在茅山之巅耸立起了巍巍的纪念碑。

其实，汤寿潜不仅为家乡人民所爱戴，为官多年也是一位被称道的好人。特别是他捐银元建图书馆的故事，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汤寿潜虽然并不富裕，却也不贪财。浙江铁路被强迫收归国有后的第二年，袁世凯政府通过浙路公司，拨给汤寿潜20万银元，作为对他总理浙江铁路四年多，不支薪金的补偿。汤寿潜表明立场和态度：将巨款退还，公开发表“致股东书”，申明全部资金交由股东会处理，不敢一人独得。但是股东会还是坚持要将此交还汤寿潜自己处理。在几次的推来让去之后。汤采用了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案，决定将这张银票转赠给省教育会，后作为建造浙江图书馆基本建设资金。

汤寿潜淡泊官位，看轻利禄，不重索取，乐于奉献，清廉自守，布衣一生。他的功德为世人所敬仰，为家乡人民所爱戴。

1917年6月，汤寿潜病逝于家乡。他留下了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