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提出发掘申请，在家乡杭县良渚开展考古试掘，并获得大量黑陶和石器。1937年，他撰写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这是良渚文化第一次被撩开神秘面纱。此后，连年争战，国事多艰，良渚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不前，直至建国，仅有零星发现。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全国范围内基本建设大规模开始，考古工作者强烈希望开展更深、更广的考古研究。1979年，浙江省考古所获批入驻良渚。至此，良渚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全新局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良渚和瓶窑一带的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地面。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散落的珍珠串成项链，一座消逝了4000多年的史前古城初露端倪。当年1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继殷墟后又一重大成果　浙江发现史前最大古城》的报道，将这一历史性时刻载入史册。随着古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加上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发现，良渚遗址的空间格局、功能分区以及各类遗存内涵日渐清晰。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为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随着发掘的深入，良渚遗址考古新成果不断涌现，不仅大大提升了人们对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内涵、布局、过程、价值的整体性认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成为良渚后人文化自信的精神脊梁。

“挖着了，挖着了！那天，我激动得像个疯子。”

在卫片上发现水利系统低坝中的鲤鱼山坝体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引领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良渚考古开始了黄金时代。

1986年，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当时上海和江苏都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而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却还一片空白。反山，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相对高约40米的土墩，当时主持反山遗址发掘工作的王明达先生判断，这应是有“土筑金字塔”之称的人工堆筑熟土墩。凭借考古人的敏锐嗅觉，信心十足的王明达开始向国家文物局上报发掘计划，并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

　　1986年5月8日，考古工作者在反山编号为T3的探方中部找到了很像墓葬形状的遗迹，当挖下去50－60公分后，还是未见任何遗物，这时候考古队员开始焦急和怀疑起来，而王明达依旧坚定。在清理到大约1米深时，技工陈越南从12号墓里爬上来，捏着一块土给王明达看，上面有红色的漆皮，泥巴中间还镶嵌着几颗白色小珠子。王明达二话不说从1.6米高的横梁上直接跳入墓坑，这个动作其实违反了考古的操作规程，“但当时的心情实在太激动了，心都快跳出来了，因为我知道挖到东西了！”随后，他小心地用竹片在墓坑里一点点清理，发现了一个硬硬的物件，那个就是玉琮。王明达回忆，“我太太至今还记得我当时回家的样子，说我激动得好像个疯子。”

那一年，反山11座大墓揭开了笼罩数千年的面纱：3700多件玉器，包括“玉琮王”“玉钺王”，一个象征着宗教权利，一个象征着军事力量。琮钺合葬，华贵气派，极有可能是“王”的墓地。 

王明达说，反山发掘意义非同一般，出土文物证明它的高等级地位，加上后来在周围发现的五十多处墓葬，由此他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随后，国家文物部门领导和国内、国际众多专家学者先后到反山考察。1993年，国家文物局在良渚成立了良渚工作站，王明达任第一任站长。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为全国文保单位，并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从此良渚遗址开始走入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之中。

“这一片小石头，就是‘中华第一城’。”

刘斌是良渚工作站的第三任站长，现任浙江省考古所所长。2006年，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刘斌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

“我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乘4米的局部解剖。”刘斌说，在挖到距地表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而且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是人工开采的石块，它们取自哪里？怎样被运输过来？ 

　　“我觉得这些问题非常有意思，有时甚至让我彻夜难眠。”刘斌说。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当我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心情非常激动。”

2007年3月，以刘斌为首的考古队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4月，在莫角山遗址西侧，底部以铺筑石块为标记的遗迹，分布范围得到初步确立；6月，考古队在河池头村北部探测到了一段铺垫石头的遗迹；9月，东西端遗迹分布范围确定；10月，莫角山东侧发现相关遗迹；至此，考古队已经基本确定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遗址四周所建立的古城墙。 

　　良渚古城是迄今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将以往发现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进一步证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水利系统的定性基于多学科的研究，这是考古学上前所未有的。”

2009年夏天，距离古城西北面8公里处的彭公，考古队意外发现了草裹泥，测年后发现是5000多年前良渚时期的。这让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意外又惊喜。经过调查，终于又找到了其他5个坝体，它们分两组分别封堵了东、西两个山谷的来水。奇怪的是，高坝却与之前找到的塘山长坝在空间上无法连接起来，王宁远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宁远得到了一批由卫星所拍摄的良渚地区卫片原件，“文件很大，要看某个点，需要鼠标点击后放大多次。我在卫片上清清楚楚地看到莫角山、外郭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便拿来寻找高坝区域里遗漏的部分。”王宁远介绍，坝建立在山谷最狭窄的位置，就像字母A中间的短横。所以在卫片上比较好发现，有一次，因为鼠标的一点误差，点偏了位置，焦点设置在了原本没有注意过的角落。经过无数次点击放大后，竟发现了他寻觅已久的“短横”，也就是现在所知道的低坝：鲤鱼山。经过进一步验证，王宁远确认了它和其他3条坝体，低坝与高坝、河西面的山体最终构成了整个水利系统。 

　　水利系统如何定性？它对良渚遗址的意义是什么？仅凭考古一门学科远不足以回答。2012年－2013年间，河海大学与省考古所成立了“古代水利与工程”联合实验室，分别在学院与考古所建立实验室进行研究。“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土坝，是最先进的坝之一。因为水库容量大，水对坝体会造成压力，土坝有天然的可塑性，能保证坝体不垮。今天，很多水泥外表下的水坝，内部依旧是土结构。这些是我们学考古的所不知道的。这足以见证5000年前古人的智慧。”

王宁远说，以前的考古纯粹是考古，其他学科只是作为考古结论最后的附录。如今，考古也需要多学科联合，在良渚遗址中，水利学科就是典型的一个。通过多学科联合研究后，水利系统对良渚遗址的意义得到了无限延伸：除了防洪，它还承载着调水、蓄水、运输等综合功能，水利系统的建立，或许解释了良渚古城营建过程中原材料运输过来的渠道，或许阐明了治水与文明间的紧密联系…… 

　　事实上，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了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其价值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这也为良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四十年穿梭　古文化新价值

从1936年起，顺着改革开放的脉络，良渚遗址逐渐走入人们视野，靠的是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耐心、坚持、专业。考古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今天的认识，也是未来新发现的基础。四十年来，良渚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当下，良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不再只是考古领域的课题。 

1994年良渚博物馆建成；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良渚遗址管委会成立，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力度加强；2013年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得到批准实施，良渚遗址的红线保护范围由原来的33.8平方公里，调整为42.4平方公里；2017年国家文物局审核通过了《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文件》，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预审，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2018年1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目前，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仍在按规划有条不紊地推进。 

　　今年是浙江省实施“八八战略”的第十五个年头，按照省委提出要发扬浙江的人文优势，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要求，余杭区一手抓良渚遗址的保护，一手抓良渚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同时，还将良渚文化以各种形式在群众中普及、在校园中推广，良渚文化正在被年轻一代所熟知，遗产价值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