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有一群勤劳智慧的良渚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良渚文化。5000多年后，一个名叫“施昕更”的良渚人的考古发掘，掀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开启了中华文明之光。

从1936年首次挖掘到2019年7月X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遗址考古已经有80多年历程。规模庞大良渚古城城址、复杂的水利系统、成熟的稻作生产、统一的文化信仰、分化的社会阶层……一座消逝了数千年的史前古城，日渐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表示，良渚遗址通过八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单一的遗址的发现，遗址群聚落的确认，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的发现及总体格局的认识。

掀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

1936年，余杭良渚镇，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正带着一队人仔细勘察着十余处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其中6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

随后，施昕更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

在当时，良渚一带的发现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20世纪50年代，学界逐步建立起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并认识到与山东龙山文化等的差异性，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作为良渚文化命名地，良渚遗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正式成立。

“1981年，余杭瓶窑吴家埠遗址被发掘；发现了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葬；并在当地建立工作站，从此良渚一带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考古工作。”刘斌说。

 确认“良渚遗址群”

浙江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在1986年才第一次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

“反山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尤其在反山M12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这对于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斌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良渚遗址考古专家王明达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瑶山又发现了12座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并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

1987年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学界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

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以及与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反映此地区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刘斌介绍，1998—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一带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0多处。

串珠成链 一座5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得到确证

“2006年，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宽约45米，深约1米，河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这是良渚古城发现的开端。”刘斌说，同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面积近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遗址。

2007年11月29日，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了良渚古城发现的重大消息：经过考古工作者18个月的努力，一座5000年前的古城遗址得到确证。

时任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古城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可比殷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随后，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深入，它的空间格局、功能分区以及各类遗存的内涵日渐清晰。

在2009年，余杭彭公一带取土发现了岗公岭水坝；2013年，又发现鲤鱼山等另一组较低的水坝遗址，将这些连接两山的水坝与1999年确认的5公里长的塘山水坝相连接，最终厘清了由11条水坝构成的庞大的水利工程。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对鲤鱼山和老虎岭进行考古发掘，并在老虎岭发现了打破坝体堆积的良渚文化晚期的灰沟。”刘斌介绍，11条水坝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4700年。至此我们于2016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一发现也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约100平方公里。

无论从其宏大的规模，还是从城市体系的复杂性及其建筑的工程量等而言，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公认良渚文化已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