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点评】

从废墟中发现历史瑰宝，在时代变迁中守护历史记忆。从接触新石器时代考古以来，他用脚步丈量着浙江大地，翻山越岭，亲眼见证了河姆渡文化遗址、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以及上山遗址的发现。从年轻考古人到如今独当一面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领队，30余年来，他将岁月奉献给了艰苦的考古生活，也将毕生的激情和热情奉献给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事业。

【人物事迹】

蒋乐平，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同年8月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4年的考古生涯由此开始。1988年，他加入新成立的“河姆渡文化课题组”；1989年至1997年，他先后参加了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北仑沙溪、余姚鲻山等新石器遗址的发掘；1996年以后，他的工作不能盲目开始从宁绍地区转向浦阳江、钱塘江流域，并在浦阳江、钱塘江流域考古中取得了可喜成绩。

蒋乐平向专家介绍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

在工作中，蒋乐平一直坚守岗位，对工作兢兢业业。因为对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的贡献，蒋乐平获得了原浙江省文化厅“省级文化系统十大岗位模范人物”荣誉称号。浦江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证书，成为浦江县历史上首位“荣誉市民”，同时，他也是政协浦江县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浦江县第八届委员会特邀委员。

蒋乐平（右四）向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等领导、专家介绍上山遗址

跨湖桥遗址的发现

颠覆“浙江7000年”

浙江的史前文明到底能推至多少年前？那时候的文明又给我们后代保留了哪些人类的记忆？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土壤下面又隐藏着哪些历史的“秘密”？

关于文明，关于人类走过的足迹，人们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考古人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在崇山峻岭或山丘平原中寻找古代遗存。

跨湖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南方向，4A级旅游休闲度假区的湘湖景区内。该遗址面积近15万平方千米，通过三次跨越12年考古发掘，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和世界上最早的漆器——跨湖桥漆弓及大量的骨器、木器、石器、陶器，以及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其中，独木舟和漆弓，便成为镇馆之宝。

跨湖桥的发掘一波三折。时间回溯到2000年，国家准备修建沪昆高速，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博物馆联合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就在当时，蒋乐平担任领队，对跨湖桥遗址展开第二次抢救性挖掘。

情况不容乐观，蒋乐平说：“到了跨湖桥遗址后，跟我想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遗址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看着这一片开展地热火朝天的工地，蒋乐平开始担心遗址的下落。抱着挖挖看的心态，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考古队员在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红色彩陶片，要知道，彩陶是史前遗址的一张重要的身份名片，它是了解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判断年代最重要的标志性参考物之一。

蒋乐平说：“原来河姆渡遗址也出土过彩陶，但是当时的数量只有三四片，河姆渡遗址的彩陶和跨湖桥遗址的彩陶，精美程度不相上下。而跨湖桥的彩陶出土量多得惊人。”

为了弄清跨湖桥遗址的年代，考古队员把一批文物标本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做碳14鉴定。没想到得到的结果掀起了考古界的一场“轩然大波”。

测试结果是8000年前，早于河姆渡的7000年，突破了自河姆渡遗址发现以来“浙江7000年”叙述框架，引起了广泛轰动。

蒋乐平向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介绍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上山文化”的发现

惊艳浙江万年文明史

蒋乐平考古生涯的“高光时刻”是浦江上山遗址的发现。与跨湖桥遗址不一样，上山遗址完全是新发现，原来没有任何印记。

2000年，正在诸暨调查楼家桥遗址的蒋乐平顺着浦阳江来到黄宅镇渠南村，该村的塘山背遗址吸引住了他。出于职业的敏感，蒋乐平率小组驻扎于此并展开了调查和考古发掘。很幸运，就在一个名叫上山的小土丘发掘处，不仅呈现出了文化层，还发现了夹炭红衣陶。

“这种以夹炭红衣陶大口盆和石磨盘、石磨棒及打制石器为基本特征的遗存类型，前所未见。”蒋乐平说。

2003年1月中旬，碳十四年代测定的专业机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对蒋乐平提供的4个夹炭陶片标本做了多轮校正，测定到准确的时间约为9000—11000年！

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万年遗址！比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早了2000—3000年，比余姚河姆渡遗址早了3000—4000年！”蒋乐平的兴奋溢于言表。

同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蒋乐平撰写的《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引发不小的轰动。

就这样，上山遗址开始被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年初，在嵊州的小黄山，也发现了和上山遗址十分相似的文化类型，专家一致认为属同种地域文化。2006年11月5日，在浦江县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把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正式命名为“上山文化”。

此后，在金华、永康、武义、龙游等地，又相继发现并发掘上山文化遗址18处。这些是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已发现的，以“上山遗址”为代表，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2016年，蒋乐平发布“上山文化”10年考古的成果报告。这个报告约50万字，由蒋乐平主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汇集了“上山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个报告是10年来学术成果的一次展现，相当于一部关于“上山文化”的辞典。

“上山文化”10年考古的成果报告只是蒋乐平众多学术研究的一个代表。除了日常的考古工作以外，迄今，蒋乐平在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刊物上独立发表和合作发表的论文达70多篇，出版的学术著作7部，学术研究硕硕累累。

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截，今日不能歇；雨靴配阳笠，考古队员称一绝，刮地惜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这是蒋乐平即兴而作的一首顺口溜。

无论是顺口溜还是诗歌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还原了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日常，他们用热爱抵抗严寒酷暑的野外考古岁月，吃住简陋，用脚步丈量山水，还原出一段一段精彩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