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他出生在富阳渔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他务过农、当过兵，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学业的追求。1978年，他考入浙江农业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三年助教，后来又申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深入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领域。
1991年，在祖国召唤下，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始从事棉纤维细胞伸长机制、植物激素作用机制及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直到2011年，经过十多年艰苦实验、不断培育，将我国棉花纤维的长度提高了0.3厘米，让我国的高端棉纺织产业开始摆脱对进口棉花的依赖，也使中国的棉花研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97年以来，他主编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教科书，先后入选国家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至今已出版第五版，发行超61万册。2014年至今，他又担任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带领包括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信息与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探索学科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机制。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朱玉贤。
父母很了不起，几次把他从死神那拉了回来
“家里有5个子女，当时条件不好，但大家没有饿过一顿肚子。”在朱玉贤心中，父母很了不起。每天晚上，朱玉贤和弟弟、妹妹玩累了就去睡觉，母亲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为子女缝补、洗衣物。白天，父母亲还要去赚工分。
有件事令朱玉贤记忆犹新。按照当时农村风俗，小孩过生日时，父母都会煮一个鸡蛋，作为礼物送给子女吃。但那时朱玉贤家还比较穷。到了生日第二天，母亲往往会说：“哟，玉贤，昨天是你的生日，我不好意思忘记了。”其实，朱玉贤知道母亲是记得自己生日的。他说：“为了节省一个鸡蛋，母亲才不得不这么说，一个鸡蛋可以买半斤盐呢！”
朱玉贤说，回想起来，命运总是垂青于他，好几次苦难都幸运地挺了过来。“出生后不久，我就得了百日咳，到了杭州，医生也认为治不好，不用治了。回家乡后，渔山一个土郎中开了一个方子，把醋泡过的大蒜挂在脖子上，杀菌消毒，后来就这么神奇地康复了。”
“初中时，我患了脑膜炎，头疼得不能动弹。想去看病，但家里没钱。刚巧，邻居家卖了生猪，还了我家30元钱。母亲拿到钱后，背着我到里山乡。医生确诊，但没有治病用的青霉素，建议要么去杭州，要么等桐庐到富阳的轮船，船上可能有药品送过来。父母和爷爷从下午3点等到5点，果然等到了运来的青霉素。昏迷了三四天，我又活过来了。”
恩师指引前行，小学到初中成绩冒尖
1963年，朱玉贤读小学，地点是离家两公里外的乡中心小学。他一年级的启蒙老师叫陆惠兰，“她可能是第一次当老师，显得很害羞，我记得上第一堂课时，她被顽皮的学生弄哭了。老师应该是东洲人，毕业于湘湖师范吧，现住在富阳镇上。”2011年朱玉贤当院士以后曾专程回富阳拜访了她，看到老人身体还很健硕。
另外一位老师叫郑杏珠，是他二到四年级复式班的班主任，读书地点改在沙头村。郑老师每次去乡中心小学开会，都会借许多书回来让学生看。课余割草放羊等农活之外，朱玉贤会如饥似渴地把老师借来的书看完，不仅拓宽了知识面和视野，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五到六年级，朱玉贤又回到乡中心小学读书。每次考试，他都觉得考试题目很容易，有时看着题目就会发笑，怎么这么容易呢？每当这时，老师都会提醒他，“不要骄傲自满，我看你能不能考100分”。结果，试卷出来后，朱玉贤往往只能得99分。正是这一次次的提醒，让他懂得了谦虚和谨慎。
1969年，朱玉贤上了初中。1971年，他进入了当时富阳的最高学府——富阳中学。
在高中，朱玉贤担任学习委员。有同学私下说，朱玉贤只有学习成绩好，篮球、排球都不会玩。以前乡里小学基本不上体育课，体育活动最多只是跑跑步，但朱玉贤不服输。
一次，学校开秋季运动会，朱玉贤报了800米，他使劲地跑，没想到一下子拿了全校第一名，这让其他同学刮目相看。“这次夺冠，也给了我信心，我意识到寸有所长，只要找到自己的特长，扬长避短，一样可以获得成功。”
三年部队生涯，恢复高考后考入浙江农大
1974年底，朱玉贤在农村干活，挑、背重物虽然比不上成年劳力，但他肯动脑筋，善于做统筹工作、调节社员间的矛盾，大家认为这个小伙子为人好，值得给正常劳动力的工分。
1975年1月，他体检合格成为一名军人，穿上军装前往舟山服役。
舟山雨季漫长，每年夏季开展武装泅渡，整整一个月，战士们都泡在水里，腿上都烂了。几套军装都晒不干，帽子上、衣服上都发霉了。这些朱玉贤都挺过来了。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惊险经历，锻炼了体魄和毅力，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7年12月恢复高考。第二年3月份，朱玉贤主动要求退伍，回家复习准备参加高考。4月到5月，他在家埋头复习了一个月，主攻数、理、化课程。
1978年，朱玉贤以仅低于全国重点线1.5分的好成绩，被浙江农业大学录取。
大学里，除了成绩名列前茅外，他中长跑成绩更让同学叹为观止。1981年，第七届浙江省运动会上，朱玉贤夺得1500米长跑的冠军。他在浙江农业大学的中长跑记录，直到20年后高校合并后，才被杭大体育系的同学打破。
农大留校任教，考上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大学毕业后，朱玉贤很想回富阳工作，因为妻子还留在老家富阳，但母校挽留了他，希望他留下来当助教。
在学校期间，有两件事深深刺激了他。留校任教后第一次回家，父亲就问：“儿子啊，你现在大学毕业了，什么时候能当上教授呀？”“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朱玉贤在回答时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底，学校要求老师填高等学校教师情况登记表，比如学历、职称、发表论文情况等。朱玉贤最终毕业学校，浙农大；最终学位，学士。这两点都很没面子，必须有所改进。
这时，浙江农业大学被国家列为第二批世界银行贷款单位，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必须用培训青年教师的费用。当时浙江农业大学的校长、中科院院士朱祖祥先生在大会上说，学校要给中年教师压担子，因为要给青年教师出国深造的机会。每个青年教师可以脱产半年学习英语，再有半年教学任务减半。这让朱玉贤很心动。他那时的英语成绩不好，在教师中可能排倒数。但他认为，有志者事竟成，没有努力攻克不了的难题。
1984年11月，全校青年教师托福考试，660分的总成绩，他考了593分，一跃成为全班第二名。
1986年春季，朱玉贤进入美国康纳尔大学学习。第一年考试后，老师就让他在美国直接念博士，并争取到了学校的高额奖学金。后来，他又去华盛顿大学读博士后。
回国继续研究，黑暗中探索科研方向
朱玉贤说，他回到北大，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总想着叶落归根，学成后回报家乡、回报祖国；二是1987年妻子才随他去美国，小孩留在国内，由他姑姑抚养，孩子成为最大牵挂；三是对美国式民主产生了怀疑。
1991年到1998年，他觉得在北大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作为学者，教化社会。1997年，他主编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教科书。
二是获得学习再深造的机会，确定了研究方向。“这是我科研定型的关键期，特别是在遇到美国的彼得·奎尔教授，他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对我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培养教育儿子。多年离开儿子，朱玉贤感觉很愧疚，回国后他将不少业余时间花在儿子身上，陪伴他成长，从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到北大法律系，与妻子一起把儿子培养成才。
朱玉贤说，7年时间，他开始参透做学问的奥妙。这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板凳要坐十年冷。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有自己的坚守，集中精力，不怕困难，在黑暗中瞄准方向坚持探索。”
研究取得突破，让中国棉花纤维长高0.3厘米
1998年，国家提出建设优质棉工程。中国是世界纺织大国，棉花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每年有400至500万吨的产量，但还要从美国进口100至150万吨的优质棉花，以每吨3万元计算，就需要400多亿元的外汇。
自己的棉花用不完，为什么还要进口呢？“棉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物。”朱玉贤说，我们现在穿的棉布衣服都产自四倍体棉花，纤维长度在3.0到3.3厘米之间。我国棉花纤维长度主要在2.8到3.0厘米左右，美洲的棉花可达到3.0到3.3厘米。
差10%的纤维长度，在纺织业上差距是很大的。
众所周知，棉纤维短了一截后，纺纱的接头多，容易起疙瘩，穿在身上不舒适。要纺织越高质量的棉布就要掺入越来越多的3.3厘米的优质纤维。实验发现，把美国的优良品种引种到中国，棉花纤维又迅速变短，朱玉贤希望能找到棉纤维伸长的决定因素。
在小小的实验室里，朱玉贤带领团队进行了长达13年的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控制棉纤维伸长的调控机制。通过这些发现，朱玉贤团队成功让中国的棉花纤维长高了0.3厘米。
2011年，朱玉贤研究团队的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用科学力量开拓出我国棉花产业的新格局。
而朱玉贤本人，不仅多次应邀在世界棉花大会、棉花基因组学大会、世界植物分子生物学大会、中国植物生理学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遗传学会全国代表大会等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特邀报告，还被芬兰OULU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从院士到院长，不惧挑战探索华丽转身
“当你进入实验室的时候，要像脱去外衣那样放下你的想象力，因为实验操作中不能有一丁点儿的想象，否则，你对事物的观察就会受到影响；当你翻开书本的时候，你又必须尽可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否则，你就不可能走在别人的前面。”这是朱玉贤的代表作《现代分子生物学》扉页中的一段话，寄托了他对学生的谆谆教导。
2014年4月，朱玉贤应邀来到湖北，在享有世界盛誉的武汉大学组建高等研究院，带领包括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信息与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探索学科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机制。
“院士本身所具备的主要是探索未知世界奥秘的能力和手段，基本不涉及领导力问题。”朱玉贤说，从“院士”到“院长”的角色转变，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有着常人意想不到的艰辛。虽然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带领实验室团队，他一直有很多学生，“但领导学生和领导一群自身天赋非凡、学科领域又各不相同的科学家，实际上没有可比性”。
刚到武汉大学时，朱玉贤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用10年或略长的时间，建成一个有50位以上来自国内外顶级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教授级年轻科研人员的团队，他们中的80%以上拥有各类“国家级”人才头衔。到2018年底，高研院已有17位教授到岗，其中有13位有着“国家级”人才头衔。超过三分之一的学者，已经开始在各自学科领域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科研论文，特别是关于二维材料和电池储能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崭露头角。
“每当听到他们进步的消息，我都很欣慰，比他们还要高兴。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成果能为世界迎来更多光明。但作为高研院院长，我希望，他们的研究水平都能超过我，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朱玉贤说，为世界迎来光明，是他永恒的追求。
回望花甲人生，最感谢改革开放和祖国富强
人生六十余载，弹指一挥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务过农、当过兵、留过洋，又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回望人生，朱玉贤对祖国栽培和师长培养充满了感恩。
乡中心小学的老师陆惠兰、郑杏珠，富阳中学的语文老师陆增裕、数学老师董殿蛟、物理老师严秉毅、化学老师方象中、政治老师金爽泉……他至今记得许多人的名字。
2001年，朱玉贤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曾经开会请他谈感想。当时，他特别感谢了三个人：邓小平、李嘉诚（早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经费是由他赞助的）和彼得·达维斯（朱玉贤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我的今天。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由衷地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寒门学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我们能够尽情地在万里蓝天展翅翱翔，在辽阔的知识和科技创新的海洋里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而作为本世纪之初的长江学者，每年10万元（免税）的额外收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为我长期在实验室而缺位的家庭生活。“我不记得我这一辈子有几个周末是跟夫人、父母和家人度过的，谢谢他们！”彼得·达维斯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有名份的老师，是他教会我怎么做科研，怎么在科研的道路上百折不挠，直视自然和自然界的奥秘。
“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已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那一代老革命家们，没有他们的浴血付出，就没有今天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富强。”朱玉贤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回望来时的路，我常常心怀感恩，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相信伟大祖国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