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文

记者：您当初进解百的时候，解百是什么样子？您做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王季文：我进解百是71年，当时在现在二楼的位置将近三分之二，也就是3、4万平米的这么一个营业面积规模的商场。从建设上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矮的房子，面积也不大，当时的年销售才1000多万，到78年的时候才2500万，销售业绩也是很小。我觉得也是跟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的购买力确实很低，老百姓的钱很少，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记者：71年的时候您做什么工作呢？那个时候是站柜台吗？

王季文：是的。当时有这么一份工作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就业也是很难的，基本上都是以上山下乡为主，我们在城市里有这么一份工作，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很珍惜这个工作岗位的。当时求业的心态还是比较强烈的，有一份工作觉得先去做了再说。做了以后感觉到本身工作过程当中也是有许多可以去提升的东西，很多可以去研究、可以去努力的地方。

记者：当时工资多少钱？

王季文：我们当时是学徒工，从15元开始，15元、17元、19元。三年学徒，转正以后是29元，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都是二十几元的工资收入。像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拥有几大件，比如手表，后来的BP机，都是很自豪的事。以我参加工作以后的心态来说，应该是比较奢望的。因为本身收入比较低，靠自己的积累应该说很难。当时15元、17元的时候，要存起来10元，自己就用5、6元来吃饭。

当时买个手表要100多元，差不多要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块手表。有这么一段故事，当时人家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师傅跟我说找对象没有手表不行，他给了我一个票，那个时候要凭票买手表，而且票也是很紧张的。应该说在师傅的关心下去买了一块手表，当时也是把它视为很珍贵的财产。

记者：后来还有没有这样类似代表性的事件，比如大件的电器。

王季文：因为我从卖包到卖收音机到电视机这个柜台，卖电视机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希望自己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时候既有黑白电视机，也有彩色电视机，但黑白电视机很紧张，因为彩色电视机价格比较高。我们在进货的时候，黑白电视机比彩色电视机进的要多。

记者：当时黑色电视机比较畅销，是因为彩色电视机太贵了？

王季文：对得，价格太高了。1983年我买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差不多1070元，也是很贵的。我觉得当时的选择也是对的，虽然当时的经济压力大一点，但买回去以后，大家都觉得很稀奇，人家都是黑白的，有的还没有黑白电视机，有这么一个彩电，人家都到我家里来看电视，有这么一个氛围。我自己花了钱买了电视机觉得很骄傲。

记者：在您38年的工作当中，您觉得有哪几件特别大的事情，或者说在解百的改革当中有助推的作用？

王季文：应该说解百发展的历程跟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企业到现代企业这么一个变革。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有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回忆的，像我们做商业的最直接的是当时的改革开放以后进货渠道放开。在改革开放以前，市场进商品都是国家分配的，都是以规定的渠道去进货，不能像工厂等其他渠道进货，当时都是规定死的，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进货渠道就很充分了，也可以到外地去进货，到贸易商、代理商那里去进货。应该说对我们的经营带来了很多的活力，从这一步开始我们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了，因为我们选择的商品都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因为分配是计划，计划是按它的生产量来分配的，我们是按消费需求来组织商品的，所以进来的商品也是比较畅销的商品，这样我们的经营规模就相对发展得比较快了。这是从经营的角度去说。

从企业内部运行机制这个角度去说，在内部的改革上，比如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对整个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刚才提到开放是吗？

王季文：跟我们上市是同步的时间，我们是92年改制的，当时叫全民所有制企业，92年改制以后，国家的股份就35%，其他的基本上是社会公众股、法人股这么一个状态。94年在上海上市，应该说对解百来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这个楼的建造，用的钱就是股东的钱。如果没有上市，可能就没有实力来建这么一个大楼了。改制以后，按理说上市以后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实际上内部机制的转换还在后面，当时改制以后，把该做得事情都做掉了，改制就到位了。实际的运行机制还是在后面，在90年代后期市场竞争很充分了，当时在杭州商业有十大百货商城，经营权的放开以后，商业赚钱的机会很多，所以大家都来做商业，都开了很多的店。充分竞争以后，又变成做得不好的被人家合并的，好的店不断发展。我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解百始终在迈步，步子也不算太大，但是还是比较稳健的这么发展模式在做。

到现在这种状态，前面的体制改革很重要，机制转换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分配制度的改革，从原来的按工龄、按劳分配的模式，转换成按生产量去分配的这种模式，内部的人员根据工作能力、工作责任大小、工作所管的范围这种状态，来确定你的收入工资。

我们也感觉到压力很大的，大家感觉到明明是一起进来的，工资就不一样，为什么他拿这么多工资。因为按传统的模式是岗位不同是分工不同，大家都是一样的，工资收入也应该是一样的，这是当时的观念。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这种按生产量所分配的模式，对我们的企业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理论的支撑，你的能力就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要进入到你的分配体系当中去，你的能力相对就比较高。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有了一个很大的基础的东西，根据我们企业现在的运行状态，我们还请了商学院帮我们一起做分配制度的改革，做岗位设计、岗位评价，确定岗位分值，乘一个系数就是你的岗位工资。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的员工还是很理解公司的这种改革措施的，我们的工资分配方案改革在职代会通过的时候，还是全票通过的，大家还是很拥护的。因为前期做了很大的宣传工作，讲了很多的道理，在配套的做一些内部可以参与竞争的平台。你说你工资低，你来竞争，然后可以拿高工资。我觉得最大的得益，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都有一个可得到努力的方向，我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你不愿意努力，那是你的事了。只要你努力了，我觉得你的收入一定能提高。这种机制把人的积极性、人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所以才有现在的解百。

记者：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竞争机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机制的引入，在员工中也反映比较大。据我们了解，当时有一个合同制的改变，是吧？

王季文：实际上用工放开是在92年，我们是杭州的试点单位。用工方面是全员合同制，所有的老员工都要重新跟企业签合同，当时签合同工龄长的都是长期合同，都是签到退休，工龄短的，有的签10年，有的签5年，都有一个杠子规定的。但是也有一些，比如我能签10年的，我不愿意签10年，我签5年，这种情况也有的。当时的这种概念当中不知道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很清楚。反正你们说要签，员工就签了。

当时没有深入的研究了解这种市场经济用工跟企业的关系，对这个不是很明白的状态下就签下来了。到了90年代的后期，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效率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这个效率很多就是人的数量，由于计划经济当中每个岗位的效率不是很高，岗位的工作量的增加，效率的提高，人就多出来了。多出来就需要分流，比如合同到期了，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到期以后合同自然中止。当时的员工对此不理解，有的员工很懊悔，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签10年，反而签了5年。有的感觉规定就只能签5年的，5年到了就提前中止了合同。从员工的角度他们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原来都是固定工，都是铁饭碗，现在要敲破他的饭碗了，所以压力很大。虽然走的这些人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出去以后，市场观念强的，有的还蛮好，可能有的比在解百做的很好，有更大的平台。当然也有一些做的不是太好的。我觉得还是观念跟市场的经济吻合程度不够的状态。

记者：作为发展来说，我们必须要走这一步了？

王季文：这个工作做下来，对我们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这种用工方式让员工理解。员工知道我跟你签合同，知道跟企业是什么关系，合同到期了应该怎么来处置的，最起码对于在岗员工都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用工方式的改变，来促进人的能力的提升。留下来的这些员工有些续签了，当然留下来的一定是我需要的，或者说相对比较优秀的人留下来了，促进了员工的努力和能力的提升。

记者：解百在老杭州人眼里是老百货，现在在年轻人眼里，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百货。那个时候的解百的进货风格是怎么样逐步改变的呢？

王季文：应该说解百从传统这么走过来，实际上当时的老解百也有政策要求的，有小商品必备目录，比如灯泡、火柴、针线必须要卖的，不能不卖的，因为有规定的。当时的商业基本领导是毛主席说的一些话：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你在做商业的过程当中，要保证消费者最基本需求的东西，民生的东西一定要保证经营的。多年下来给消费者的印象，解百是大而全，什么东西都有，价格也比较合理，也比较诚信的这么一个企业，所谓是比较传统企业的概念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领域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的细分，比如超市基本上从百货业分出去的，原来没有超市的时候，都是我们经营的，食品、小百货、日用品什么的。流通领域细分以后，剩下百货可以做的，就是一些时尚类、代表潮流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就是理解了百货业行业的这种细分来找到自己的定位，来发展自己，来改变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有逐步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到现在为止，按照现在百货的方向在努力，真正现在的百货要求，我觉得在有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现在有些商品不做了，因为有大卖场，更方便消费者。我这边给消费者一种很时尚、高档的感觉，我们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消费者除了购物以外，有一种精神享受，有一种环境享受。我们提供比较好的服务，让消费者到我们这里消费以后，心情很愉悦，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是我们现代百货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后来就渐渐的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重点，变成现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商场了。解百最初就叫“解百”吗？

王季文：当时我们这个名称叫“解放路百货商店”，是58年注册这个名称的。58年以前叫“百货公司营业部”，所以在老杭州的眼里，百货公司就是解百，因为当时解百就隶属于百货公司下面的一个营业部。58年独立以后，叫“解放路百货商店”。成立集团的时候，把“解放路百货商店”这个名称改为了“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么一个过程走过来的。解放路这个概念，在当时是一个很时尚、前卫的名词，因为在当时是庆祝解放的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老百姓也感觉到解放以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很拥护国家的这种变化。当时用这个名称，我们进来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名称也不错，到现在解百的概念来看，人家看你这个名称，会觉得一种很传统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新世纪，叫“解百新世纪”，也是从消费者对于品牌知名度认同的角度来考虑，给它赋予一定的时尚性，是站在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的。从当时的“解放路百货商店”的名称，是很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

记者：大家从这种传统的观念里面会觉得有一点传统的味道，所以改名为“解百新世纪”。王总，解百一直是很平稳的发展，您觉得解百自己的优势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王季文：解百最大的优势还是在诚信上。我们的企业哲学就是“诚则信，变则通”。这么多年下来，解放以后（49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很诚信的经营方式来经营的。“变则通”，实际上是消费需求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变化。根据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要去调整你的变化。商品需要不断的变化，要找到很时尚，最流行的，跟人的生活品质有很大影响的商品，把它引进来，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解百走到现在，从现在的模式来看最起码雏形已经具备了，但是下一步的扩展还是有很多文章可做。我们今年也做了几个改造，这个楼后面的大酒店我们重新改造，扩大商场的面积，到今年9月份增加1万平方米的商场营业面积。应该说在这个新世纪范围内，可能商场的布局会更合理，消费者逛商场的时候会有更舒适的感觉。原来的一个楼层面积相对比较小，楼层大了以后，品牌的组合也会更好，就是相同类型的商品布局在一起，使消费者更方便，选择余地更大。

今年我们也收购了元华这个项目，花了4亿买了一部分房产，也租了一部分房产，能扩大的营业面积大概是3万平方米。现在是做特卖，我们到11月份底要重新定位、重新布局、重新装修以后，全新亮相。今年对解百来说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营业面积从原来的4万平方米，增加到8万平方米，相当于再造了解百的概念。我们在整体方案规划的时候，按照现在市政府的要求，商业的起点要高，要综合，要有更大的融合度，要能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定位布局上也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在元华开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我们配套的这些内容会更多。接下去明年做的是A楼的改造，就是我刚进店的老楼要敲掉，要把它更新，现在的设想是把B楼跟新世纪作为整体的建筑。吴山路我们也设想把它变成一条内街，当然交通还是通的，就是在内部可以做商业氛围比较浓的东西，做成体量比较大的购物中心。

（记者 孙俏俏 李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