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解放路新侨饭店前侧人行道的相国井，李泌晚年建此井时任相国而名，是六井中唯一的尚存的井。其构造与平常水井不同，它引西湖水流注水井，只要西湖水不干，水井也清流依然。

    杭州大规模地凿井取水始于唐代，李泌在今日的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开凿了6个进水口，将此时业已淡化的西湖水引入城东、城北地区，极大地满足了这些的供水需要。他所凿的水井意义更在于因供水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杭州的城市区域不再仅局限于南部的山麓地区，而是逐步向城北拓展，渐渐地从一个边地小郡发展而为东南的繁华名郡。

    比李泌晚了300年任知府的苏轼，就曾在其奏报朝庭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说：“杭之为州，本江湖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当年，李泌所凿六井是相国井、西井、金牛井、方井（俗称四眼井）、白龟井和小方井（俗称六眼井）。

    由于水井对于杭州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唐朝李泌开展一直到两宋，杭州的地方官和统治者无不将浚湖凿井作为第一要务，工作的重心。李泌之后50年，白居易来杭任刺史。六井与西湖的通道已经严重淤塞，白居易便派人进行疏浚，大大缓解了城中居民的用水困难。

    唐以下至五代，钱镠祖孙三代都以杭州作都城建吴越国，钱镠和他的继承人不仅再次疏通六井涵管，使西湖水源源不断流入六井，还在杭州各地凿井，供民饮用。钱镠在城内新增了3处水井，称为“涌金池”，以与李泌六井相同方式引西湖水入城，据史料记载，钱镠和他的子孙至少为杭州开凿了四眼井、吴山井、天井等井，延安路北段西段市科协（原检阅台）前人行道上的钱王井相传就是当时所凿井之一。

    北宋时期，城区地下水已淡化，引西湖水之井与地下水井并用。苏轼在杭州任知府时，也重修过六井，并增设了一些更深入市区的新井。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城市进一步扩大，又络绎新开水井数百口，既有官修的公用水井，也有私修的家用水井。宋、元之间，钱塘江主干道离城区渐行渐远，城区地下水已无咸苦味，城区向东扩展，市民不再依赖西湖水，水井随聚居而任意开挖。

    至明代，唐李泌所开挖六井“惟相国、西井存”。以至清代，唐开六井全废，城区水井极为普遍。涌现出一大批以井为名的街巷，如大井巷、小井巷、袁井巷、饮马井巷、百井坊巷、柳翠井巷、白井儿头等，水井解决了西湖以东地区日益增多的居民饮水需要。

    杭州城市就是这样一步步伴随着凿井取水，日渐发展繁华，吴越以后的杭州已成为了“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的繁华城市。

    1987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址修建了相国井井圈护栏，并在旁边立石碑记其事。相国井被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