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公报系列评论解读之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公布以后，引起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称赞，但也有少数西方媒体发出一些噪音，认为在中国法治这个词不是所谓“西方国家的分权和法律高于政治”，对决定内容进行胡评乱议。

中国的法治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国法治异于西方法治的首要特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就必须着眼于党的领导。在中国，撇开党的领导谈法治是不得要领的，党的领导是理解中国法治的钥匙。

东西方的法治既然都叫法治，必然有其共性。东西方法治的共性就是通过法律的治理。粗线条地看，西方的法治是通过法律的治理，中国的法治也是通过法律的治理。但是，如果要拉近焦距，切近地观察东西方法治的不同纹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法治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一方面，法律的创制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譬如宪法，既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同时也反映了党的意志，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高度融合的结晶。在宪法之下，其他的重要法律无一例外，都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高度融合的产物。当代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甚至任何一个法律条款，都必须得到党和人民的一致同意，才可能成为法律。另一方面，法律的运行过程，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还是法院、检察院的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换言之，党是中国法治的塑造者，在法治过程的任何环节，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就是中国法治的本质特征。

在中国，法治这个词天然就包含了党的领导这个本质特征。西方媒体枉议中国法治，关键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党的领导这个本质特征，因而是一种偏颇的评论。西方媒体的这种评论，表明它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法治，没有理解中国法治自身的逻辑。

西方媒体认为，西方的法治是法律高于政治，这也被一些人视为西方法治的一个特征。但是，“法律高于政治”其实是子虚乌有的，是一个虚构的政治神话与理论神话。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永远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法律与政治相比哪个更“高”，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可以精确检测的、数字化的科学结论。西方的法律是政治家、政治集团在运作，是政治家、政治集团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说到底，不过是一件装扮政治的晚礼服。

中国的法治确实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国法治异于西方法治的特质就在于党的领导。较之于中国法治的这一特质，西方法治的特质并不在于法律高于政治，而是在于西方所特有的政党形态、国家形态、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