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一词，如今在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中被高频使用。

    不法商人为何要“围猎”党员干部，又有哪些“围猎”手段？昨天，杭州市纪委根据实际案例，呈现了“围猎”的多种手段。他们希望借此警示领导干部切勿入“围场”。

    干部被“围猎”形势严峻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最高检共对19003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最高检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上升18.6%；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相关人士表示，行贿犯罪数据的逐年上升一方面说明，检察机关查办行贿犯罪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干部被“围猎”的形势极其严峻。

    杭州市纪委表示，许多不法商人不用刀枪，而是用糖衣炮弹，把领导干部赶入“围场”，或想逃却走投无路，或欣欣然仍由驱使，最终成为商人谋利的工具。“围猎”的手段多种多样，周期灵活，甚至“放长线钓大鱼”。有的金钱不行就上美色，美色不行就鼓动家属，家属不理就找上级领导“来硬的”。

    三种“围猎”手段拉干部下马

    根据梳理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围猎”手段有以下三种——

    一是直接“猎杀”。此招用于贪吃的猎物，势大力沉，投其所好，直奔命门。主要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权力兑现，搞利益输送，双方各取所需。

    如杭州市运河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邵毅就是被湖州古董商陈某直接“猎杀”。邵毅到长兴任一把手，就被陈某盯上。2003年邵父住院，他无暇照顾，陈某连夜赶到医院，帮助护理了好几天，获得了邵毅的好感。加上邵毅本就喜爱收藏，两人交情急剧升温。邵把陈当作小兄弟、自己人，陈则人前人后都叫邵“老大”。从此，两人走上了权钱交易的恶道。

    邵毅的妻子在协助调查时这样总结两人的关系：老邵亏也是亏在了认识陈某，死也是死在了陈某手上。

    二是“温水煮青蛙”。此招用来对付有一定警惕性的猎物。猎人先面带笑容，恭维之、抚摸之、喂食之，待你全身放松，毫无戒备之时，突露出狰狞，一把擒翻。平常和你勾肩搭背，给你好处，送你享受，和你称兄道弟，甚至甘心当你的“提款机”。当你深陷“安乐窝”，才发现已上了贼船，难以脱身，只能用权力给别人办事。

    江干区原人大常委会周金水是江干土生土长的干部，与本地的许多社区干部、企业主和拆迁户等都有着天然的“血亲”，与他们称兄道弟，“打成一片”。就在这种“水乳交融”中，渐渐模糊了朋友帮忙和以权谋私的界限，一次次收下不该收的“馈赠”。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郦华才也因分管工程建设，成了一些建筑老板追捧的对象。那些老板多是对他进行长线投资，先是套近乎，后利用各种机会送物送钱，拖其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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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外围“猎杀”。此招用来对付警惕性较高或者不便直接下手的猎物，猎人迂回包抄，先攻老巢，拿下近亲等关系亲密之人，再来合围诱捕。不直接“围猎”干部，而是“猎杀”其家属、子女、朋友、秘书等。一旦其亲朋部属就范，领导干部也只好跟着“缴械”。

    如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原党委书记王光荣就是这一典型。王20多年在城建工作岗位上结交的开发商朋友，逢年过年礼品不断，女儿出国、结婚更是礼金重重。有送礼者说，第一次去他家送礼就发现其妻在家里地位很高，就马上改走“夫人路线”，通过“夫人”曲线请托王光荣办事……

    干部被“围猎”，根在干部自身

    一些官员被“围猎”，听着似乎很被动、很委屈、很无奈。剥开表象，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官员这么容易被“围猎”？到底是谁“围猎”了谁？

    杭州市纪委相关人士表示，“围猎”现象广泛存在，根本原因在于被“围猎”者主观上的信念缺失与党性不坚定。不法商人处心积虑、用心险恶固然可恨，但从官员主观上看，被“围猎”主要还是自身经不起种种诱惑，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

    治理“围猎”现象，除了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净化政治生态，规范权力运行外，还需加大打击行贿“围猎”的力度。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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