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是苏联和苏共消亡25周年；明年是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在此时刻，认真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结合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对于加强我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应当不无裨益。
近100年来，对十月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相对来说，当社会主义处于兴盛之时，连法西斯希特勒也要把自己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便对十月革命造谣、诬蔑、攻击。受此影响，对十月革命误解的人也会多起来。但历史事实和科学真理的本身并不会因骂声高低多寡而改变。
十月革命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十月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有人还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个“早产儿”，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出发，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势，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做出过预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受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的初稿，恩格斯本人并不满意，后被他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间同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所代替，而《共产党宣言》中没有再使用“同时发生”的提法。在这以后他们也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注62）。恰恰相反，在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俄国。他们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
我们知道，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差半个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集中和垄断的思想，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从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任何个人、政治派别或阶级政党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十月革命决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压迫，内部政治矛盾异常尖锐，外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列宁所讲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中首先发生并获得了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决不在于十月革命道路本身，而恰恰在于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逐渐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我们决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解体而谴责为人类开辟崭新道路的十月革命本身。
通过造谣攻击列宁进而否定十月革命同样站不住脚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也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斯大林；到了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后期，列宁也成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的目标。他们捏造出很多谎言，所谓“列宁是德国间谍”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俄］《莫斯科新闻》，2007年6月1日）。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首先，列宁回国根本不是德国政府的“指示”，而是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回忆录》中，记载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1917年3月底，“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当立即出发！’”这就是铁证。
再有，列宁回国前确实也答应了德国政府的某些条件，但这完全不等于是充当德国的间谍。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国与俄国是交战国。德国政府允许列宁一行40余人途经德国回国时，曾设立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回国者必须在俄国展开“反战鼓动”，二是归国者要争取俄国释放与其同等数目的奥地利或德国战俘（克鲁普斯卡娅著，哲夫译：《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页）。
关于“反战鼓动”：反对参加一战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列宁和党组织早就认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争霸的非正义战争，这样的交战只能给俄国和德国人民带来痛苦。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政府的“反战鼓动”出发点和目的也截然不同。
关于“争取释放战俘”：双方的协定里只是注明“争取释放”，并非必须做到，而返回国内的40多名俄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
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上述两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精心抛出的谎言往往有相关所谓的“证据”支撑。那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之说的所谓证据何在呢？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临时政府不仅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又以伪造的所谓的“西逊文件”作为“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支柱性论据，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缉列宁。一些追随临时政府的报刊大加渲染。这也就成了“列宁是德国间谍”之谎言的由来。对此，列宁十分气愤，一度曾坚持要亲自出庭以揭露敌人的诽谤。但为了保护领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断然决定不让列宁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兰边境指导十月革命。就是在此时此地，列宁写出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后来，苏联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西逊文件”作了大量详尽的研究。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博列夫、斯塔尔采夫，甚至连著名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关键性文件，却是出自俄国旧式打字机，是来自俄国本土的伪造（［俄］《选择》杂志，2006年第2期）。
俄国2009年和2012年先后出版的官方历史教材——俄国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全面批驳了“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谎言，明确指出：“上述谎言不过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些反动报刊散布的虚构神话”，“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参见吴恩远：《苏联历史的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俄罗斯各界近年的反思也有力地证明着十月革命的正确
自1999年起，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连续多年在列宁诞辰前夕（4月22日）就俄罗斯民众对列宁的历史作用评价作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对列宁的评价稳中有升。
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的前后，《俄罗斯报》随机调查了254位各界民众。问卷共有五个题目，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天，说到苏联能使您联想到什么？当你看到缩写词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的缩写）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90%以上的答案是颂扬和怀念。2016年3月，俄罗斯人以执政前后国家的总体情况、人口数量、居民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球影响力等十项标准，评价20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十位领导人的功过，包括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梅德韦杰夫、普京。结果显示，列宁、斯大林、普京的上述得分均为正面，并列第一。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9项评价均为负面而位居最后。
对于苏联的解体，普京总统用“灾难”来形容。他明确反对在苏联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表示：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就在2016年1月25日，普京向来访者透露，他至今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苏联共产党党员的党证，并且非常喜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而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曾有所“忏悔”。2016年5月2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戈尔巴乔夫说，“我很感到遗憾，一个拥有无限可能和丰富资源的国家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大多像我一样……对于这个国家的解体也深感惋惜。”
笔者曾与刚刚去世不久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过几次深入长谈。他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斯言十分中肯。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引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次提醒全党要认真汲取苏联亡党亡国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即将满100周年之时，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深刻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对于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李慎明，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