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退学，并不是查良镛求学生涯的惟一波折。大学时，他又被开除了。

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念的是外交系，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他再次因大胆直言，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

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

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1946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竟多达3000人。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但香港在发展，查良镛作为报人、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查良镛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

这部小说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从创办《明报》到封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办《明报》要十万块，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

他每天一篇的社论，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评，小说要写八九百字，社评要写一千多字。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精力消耗很大。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晚饭都不吃，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社评写完的时候，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

有一段时间，金庸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81岁高龄依然坚持读书的剑桥博士

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而且博古通今，历史、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

因此即使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

在剑桥读书时，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

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做的一切都“不为学位，只为学问”。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在金庸眼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修炼的武功秘籍。

历经三次婚姻，大儿子在美国自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故事与恩怨情仇，但是他的爱情与婚姻一直讳莫如深，显得更为神秘。不过晚年的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

原来，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人称“杜四娘”。两人的爱情萌芽开始于杭州。1947年，年轻的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负责幽默专栏，而得以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杜家，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从此，金庸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写影评、编剧本。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不过，杜冶秋说，那是因为两人姓氏中都有一个“木”字，所以是“林”，欢是当时他们幸福生活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婚姻，依然眼含泪光：“是她背叛了我。”他们没有子女。

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11岁，两人育有二男二女。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后，金庸创办《明报》，朱玫除了照顾孩子，几乎每天都从家中送饭到港岛，后来她还当了报社的主编。为了支撑《明报》的发展，她还曾变卖首饰。后来金庸的事业获得成功，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俩人最终结束了曾经共患难的婚姻。1998年11月8日朱玫在香港病故，享年63岁。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的员工，令人唏嘘。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带愧色：“我对不起朱玫……”

而金庸和朱玫的长子查传侠，1976年10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自缢身亡，更是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接到儿子去世的消息时，正在报馆写社评，一边写一边流泪。之后，他亲自到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

最终和金庸白头偕老的第三任妻子是林乐怡（也叫阿May），即金庸的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16岁，比金庸小二十来岁。

关于两人的结识还有一个“10元小费”的传闻：金庸到一家酒店用餐，当时还是服务员的林怡乐认出他是金庸，两个人闲聊了几句。结账时，金庸要给林怡乐10元小费，不想遭到拒绝。林怡乐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也比较辛苦，这10元小费她不会要的。金庸心里很是感动，后来俩人成了朋友，渐渐生出情意。

林怡乐貌美而聪颖，很多人暗地里都称她为“小龙女”。这个年轻的太太很会照顾金庸的生活起居和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乐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