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何英云经常会以朋友的身份和戒毒人员聊聊家常。

每逢节假日，“何妈妈”总能收到数不清的贺卡和感谢信。

何英云常说一句话：“其实我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位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二科的科长，已经在戒毒的岗位上工作了24年。在戒毒所里，何英云负责的女性戒毒人员除了称呼她“何大”之外，还会叫她另一个名字，“何妈妈”。

为什么戒毒人员会称一位普普通通的戒毒所民警“妈妈”？或许看完何英云的故事，你就能明白“妈妈”这两个字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坚持了十多年的“多管闲事”

1995年，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成立。因为能力突出，当时还在安康医院戒毒病区做护士长的何英云接到通知，要调动她去戒毒所女子戒毒康复区工作。

何英云老家在湖州德清。当时，家和戒毒所之间没有公共交通，每天她都要5点多出门，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去工作，无论风雨。

但23岁的她很快意识到，这绝不是这份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说难听一些，每一个吸毒进来的人，都不是“善茬”。

有因为吸毒影响大脑，站在床上大喊大叫的人；有晚上别人睡觉关灯后，会反复把灯打开的人；也有聊得好的“小姐妹”，相约出去后“再聚聚”……在强制戒毒所里的女性，吸毒原因各种各样，但都有着相似沉沦的经历。十几年前，吸毒接触的人少，也需要一定经济实力，一度成为一些有钱人的“专利”。一些戒毒人员面对年纪轻轻的何英云，甚至还会表现出不屑和轻蔑。

何英云决定做点什么，“压压”她们的威风。比如，让一位吸毒人员成功戒毒，或许就是最好的方法。

她花了很大的心血，帮助一位吸毒不久、毒瘾看起来不深的姑娘，试着把她从毒瘾中拉出来。那位姑娘很听话，也很配合，一度成功戒毒，最终走出了戒毒所。

但很快，何英云听说了那位姑娘复吸的消息。她和她，都失败了。

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何英云都在反思失败原因。她想了又想，决定再做一件事：选择性地对吸毒人员进行跟踪帮教——即使这完全不在工作范围内。

很快，她又遇到了一位姑娘虞某（化名）。虞某漂亮、能干，从事幼师工作，因为追求新鲜刺激和所谓“时尚”，成为杭州最早开始接触海洛因的一拨人。

当时，家人已经和虞某断绝了来往，还有一群“毒友”在外面，她的人生已经跌落到谷底。何英云还记得刚见到虞某的样子。她非常爱美，如果没有化妆品，虞某会往白色的墙壁上抹一下，再往脸上擦，让自己看上去好看一点。她的性格也非常要强，发现爱人吸毒之后，为了让丈夫戒毒，她竟然以身试毒，告诉丈夫她能戒，也要丈夫戒毒。

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

何英云决定再试一次。她打电话给虞某的父母，在被连续挂断电话之后，老父亲终于接了电话，却已失望透顶：“她就是狗改不了吃屎！戒毒所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你还管她做什么？”

何英云说：“没有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理解您的恨铁不成钢。戒毒本来就不容易，现在正是女儿最需要你的时候啊！”

几通电话，两人都会打上很久。虞某父亲最后在电话那头哭了：“你都不放弃，我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再后来，离开戒毒所的那天，虞某抱着何英云哭了很久。

虞某回归家庭后，何英云也一直保持着与她的联系，定期回访，询问生活和工作。虽然没有见面，但何英云一直陪伴着虞某迈过离婚、手术和毒友诱惑等一道道坎，并指导她做脱毒认定，甚至是考驾照。

虞某到现在都没有碰过毒品。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里，虞某告诉何英云，她很幸福，最近还带着父母出去旅游了。电话那头，虞某像是和闺蜜聊天一样讲着自己的新生活，电话这头，何英云早已潸然泪下。

虞某的例子给了何英云很大的信心。这些年来，她跟踪帮教的“虞某”们也越来越多。

戒毒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的过程。这些年，何英云在电脑上记下了一长串确定的数字：长期跟踪帮教66人，其中，16年以上1人，5—10年6人，4—5年4人，1—3年37人。跟踪帮教的66人中，很多人找到了工作，找到了爱情，也重新找到了人生。

她一定是最坚强最温暖的妈妈

何英云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几，但你要是跟她聊上一会，很快就能在她身上发现一股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戒毒所的工作需要何英云足够坚强的话，她身后的家庭则给了她一个更难的考验。

19年前，何英云生下了儿子洋洋，因为早产合并窒息，洋洋的智力、运动发育不是很健康。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痛不欲生的事。

普通孩子最平常的吃饭、写字、走路、奔跑，对洋洋来说都不容易。

小时候学写字，洋洋不能控制手力，何英云就用胶带把铅笔、手指按照握笔姿势捆绑，让洋洋一次次去尝试写字。何英云一次性削了几十支铅笔，写了断、断了写，孩子哭、自己也哭，但练习绝不能停；那几年洋洋为了练走路、练跑步，膝盖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何英云恨不能替孩子去摔跤磕头，可她知道洋洋以后的路还很长，得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洋洋的肠胃比较敏感，饭只能在家里吃，于是何英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给儿子做早饭，然后送去上学，自己去上班，中午再从单位赶到家里给洋洋做午饭，一下班马上往家里赶做晚饭，再给洋洋准备第二天的衣服，直到晚上孩子安稳睡下，自己才能休息……

那时候，从戒毒所到家开车需要半个小时，她每天数次往返于单位和家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何英云的丈夫也是戒毒所的一位民警。双警家庭本就不容易，但丈夫很乐观，他常对何英云说，别人家孩子长大要离开家，我们能和孩子相依为命，多好。

“是啊，够幸运了。最起码孩子一直在我们身边。”

幸运的不止是洋洋。何英云把同样的耐心和爱，也用在了年轻的戒毒人员身上。女子监区曾有个姑娘小黄，喜欢唱歌，何英云是她的忠实听众；小黄心情不好，何英云也愿意花大量时间接受抱怨，用温暖去抚平暴躁。

几个月下来，有一天户外活动时，小黄突然怯生生走到何英云身边，小声问：“何大，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何英云笑了，摸摸她的头：“那你可要听妈妈的话啊。”

“妈妈”这个称呼，就这样越传越广。

吸毒不是一个人生活的终点。无论是何英云的孩子还是强制戒毒所里的姑娘们，未来还有许多幸福和坎坷要经历。如果因为眼前的困难而退却，那会是何英云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后来，洋洋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现在能用电脑手机，会发微信，可以相对独立生活，还找到了工作，有了工资收入。

或许，何英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她是最好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