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记者 孙磊 李玉萍 廉笑尘）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红绿灯跟交通监控摄像头的距离，它们都在一根杆子上，但是从来就没有被连接过。”

阿里巴巴王坚博士的这句调侃，出现在2016年10月。当时，中国某些大城市有近60万个摄像头，数据却得不到利用，同时，如不借助机器，需要120万人才能在当天把摄像头的数据看完。

而在杭州，“城市大脑”让摄像头的数据能够用来指挥交通信号灯。以交通治理为肇始，数据开始为社会产生价值。杭州的“有车一族”惊喜地发现，曾经高居全国“堵城”前三的杭州，如今已经降至第35位，以城市数据大脑指挥“治堵”的“杭州智慧”，正向全国输出能量。

当前，杭州全力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城市大脑”也已延伸至城管、卫健、旅游、环保等领域，让数据为整个城市治理和百姓生活提供服务，真正做到从“治堵”到“治城”。我们的“城市大脑”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提升？代表、委员们有什么真知灼见要与大家分享？市民对“城市大脑”又有什么话想说？不妨一起听听、看看。

当今，与其说“机器换人”，不如说是“机器解放人”，“城市大脑”正是对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再次释放。人的优势在于创新和创造，发掘和指导更多的机器智慧，思考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而机器则擅长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快速持续处理，更适合简单重复的计算。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让不同层级的智慧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场景下为城市和人们服务。

近年来，我和团队深度参与杭州的“城市大脑”建设，提供咨询定制、架构实现、云化运营的一站式服务，以科技手段推动产城融合及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务、交通、医疗等行业领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我想，就目前政府和市民关注的重点来说，杭州的“城市大脑”可以先行聚焦在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绣花”少不了执法者灵巧的“手”，也离不开科技这根好使的“针”，“城市大脑”就应该成为城市管理的“绣花针”，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保障城市安全稳定运行，提高城市管理应急指挥和决策水平。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结合我市提出的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建设“城市大脑·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系统”，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我希望能为市域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提供科技支撑，助力杭州打造全国领先的市域社会治理样板。

目前，“城市大脑”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在交通治堵领域发挥的巨大能量，它能实时追踪交通主体产生的行为以及结果，为交通管理者的科学预判与方案组织实施提供清晰数据。

我认为，“城市大脑”在交通治堵领域的成就，只体现了其智慧的一小部分。当城市发展的所有领域都进入“大脑”，数据共享、业务联动、科学预判，将会极大地激励城市的有机生长和智慧更新。

就我自己的创业实践来看，“城市大脑”的数据库可以更丰富，交通行为的主体即车辆本身的信息体系也应纳入“脑”中，这对于实时路况的综合处理、对于道路交通资源的配置，是大有裨益的。

我长期关注二手车市场，一直与各品牌4S店保持良好的联系，致力于服务好汽车经销商以及消费者，为服务对象提供可供追溯的汽车维修质量报告等数据，让二手车信息始终“呈现在阳光下”，让消费者买得“有数”，让交通行为主体更“有规范”。

一个智慧的城市，必然拥有智慧的“大脑”；而万千科技企业，正竞相迸发出时代的“脑电波”。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助力杭州成为数字经济的领跑者、科技创新强国的拓路者！

场外互动

用“脑”治理城市，市民满怀期待

“城市大脑”智慧化程度不断提升，受益的是杭州百姓。在街采中，我们发现，受访市民对“交通全域应用”“优驾自动容错”和“泊位全城共享”感受最深。

家住城北的曾先生说，今年以来，他感觉高架道路通行更流畅了，堵车导致上班迟到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比以前快3到5分钟吧。”

不少有车的市民表示，对停车无感支付“有好感”。“停车缴费，以前必须人工解决，现在通过支付宝绑定车牌号就能自动扣款。这样一来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嘛。”一位受访市民说。

对于“优驾自动容错”，车主们都认为，这很“人性化”。有车主表示，大部分情况下，驾驶员都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但有些时候的确有急事，会出现像违法停车这样的轻微违法行为，有限度容错可以让守法车主在“不得已”或“无心之失”的时候，获得“被原谅”的机会。

对于“城市大脑”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其他应用，市民最期待的是“先看病后付费”的全市推广。有市民提出，“先看病后付费”可以看作依托信用系统，对遭遇急难情形的人实施的一种临时救助，城市智慧提升了城市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