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乃“国之大宝”，它不仅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封建政府历来重视盐业发展，设立了繁杂的律法制度和管理机构，以掌控生产、储运、销售等各个环节，并严厉打击私盐贩售。盐业课税逐渐成为古代国家财赋税收的重要支柱，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1] ，宋代叶衡亦有“今日财赋，煮海之利居其半”[2]之论。
纵览古今，有关盐业的文献记载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囿于资料局限，以往的盐业研究往往以历代盐法、盐政、盐业史和盐业地理的研究为主题而展开。21世纪以来，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四川盆地井盐、渤海南岸海盐和岭南粤港地区海盐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对盐业生产的认识迈入新的阶段。
浙江自古富渔盐之饶，盐业生产历史悠久。唐代“盐铁重务，根本在于江淮”[3]，宋室南迁以后，“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4]，“二浙产盐尤盛他路”[5]，江淮、两浙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主要海盐产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温州洞头九亩丘、台州玉环前塘垟和宁波大榭三处盐业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浙江地区的盐业考古也有了可喜的突破。三处遗址保存状况都不是太好，但各类遗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也为盐业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笔者有幸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前两个遗址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本文拟就浙江地区的盐业遗存分期、制盐灶具变化和工艺流程演进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梳理，以期有所裨益，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浙江海岸线蜿蜒曲折，沿海岛屿众多，海滨滩涂广布，海水含盐浓度高，自然地理条件、盐业生产历史、工艺技术和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的一致性。据史料记载，古代产盐区遍布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及温州等东部沿海地区（图一）。
图一 南宋两浙盐场分布（不完全统计）
史料记载，浙江盐业生产始于春秋时期，《越绝书》卷八“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是浙江海盐生产的最早文献记载。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6]。唐代，随着大量北民南迁，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浙江盐业得到迅速发展。刘晏任盐铁使，实行盐法改革，设十大盐监，其中临平、兰亭、嘉兴、永嘉、新亭、富都6监，黄岩等多地有产盐记载，4大转运场中浙江占3个。宋代尤其南宋是浙江盐业的快速发展时期，盐产区遍布沿海地区，据学者统计，两浙海盐产地有7府（州）23县10监，包括裁废、兼并的盐场在内，已知的盐场多达56个，大多为南宋出现的，基本奠定了浙江盐业格局[7]。元代以后浙西盐场衰退，两浙海盐生产重心由浙西转向浙东[8]。
一、盐业遗存分期
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浙江盐业遗存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1.史前时期
图二 大榭遗址二期遗存制盐区航拍[9]
目前浙江地区同时也是国内发现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存当属宁波大榭遗址的二期遗存（图二），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钱山漾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在公元前2400-2100年间。共发现盐灶27座、疑似卤水坑的灰坑5个和尖底缸、陶盆、支脚等制盐废弃物堆积18处。盐灶均位于一个垫土增筑的台上，盐灶为半地穴式，仅余灶底，相互之间多有叠压关系，成群分布在三片区域。发掘者根据地层堆积和包含物，将其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早段盐灶均为椭圆形单体灶，两个一组，每灶可放一件夹砂陶尖底缸；中段盐灶体积增大，结构更合理，成行排列，每灶可放七件夹植物碎屑的陶盆，底部和边缘使用陶支脚和石块支撑；晚段盐灶规模更大，为四眼大灶，灶眼两大两小，与之配套的还有两个一组的单眼小灶和临时盐灶，这个阶段使用夹植物碎屑并羼和少量贝壳碎屑的陶盆煮盐[9]。
盐灶集群分布，相互叠压，说明盐场沿用时间久，盐业生产应该已经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手工业门类，这对于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卤水坑和制卤工艺若能经科技检测证实，将大大突破史料中对煮海水为盐的认识。大榭二期盐业遗存的发现，将浙江盐业生产的历史向前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大榭遗址商周时期
玉环前塘垟遗址下层
图三 商周时期制盐遗存
2.商周时期
据介绍，宁波大榭还发现有多处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存（图三），遗物主要为少量小型陶支座[9]。同类遗存在玉环前塘垟[10]下层（⑥层）也发现有8件，其形制、规格基本一致，最大高度不足8cm，整体呈圆柱状，捏制而成，一端略细，端面平整，另一端较粗，端面内凹。遗憾的是并未发现同期的灶、坑类制盐遗迹。
3.北宋至南宋早期
这一时段的考古遗存主要为玉环前塘垟遗址[10]上层的盐业作坊（图四）。发现长方形地穴式盐灶2座，方形连排蒸发池7个，卤水沟1条，泥料坑1个，方形石砌盐卤池1座，圆形灰坑2个。盐业作坊沿古海塘呈东西向带状分布，遗迹密度大，集群程度高，分布有规律，应当经过统一规划。盐场总体布局分明，以盐业作坊为中心，大致呈“北海-西河-南荡-东居-中作坊”的分布规律。该遗址属于宋代官方盐场，即天富北监下辖密鹦场的一处子场。与以上遗迹共出的，还有大量的圆柱状陶支座以及少量三角形陶支臂、灶箅类板状烧土块、靴形陶支座等制盐遗存。
图四 玉环前塘垟遗址航拍[10]
4.南宋时期
代表遗存为温州洞头九亩丘遗址[11]下层盐场（图五）。发现椭圆形地穴式盐灶3座，灶口直径1.45-2.25米，灶深0.3-0.54米；圆形圜底泥料坑1座；人工摊灰场1处，探明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灰层厚约0.2-0.45米；山岙内周边还发现有配套的引水渠和蓄水池。盐灶内及周边还发现有较多圆柱状和圆饼状的陶支垫具。南宋时期，温州有天富北监、长林、永嘉、双穗和天富南监五大官营盐场。九亩丘盐场孤悬海外，不在五大盐场之列，发现的盐灶体量小，工艺简单，当属盐户自营的民间私煎盐场。陶支脚类遗存在洞头岛多地均有发现。
图五 洞头九亩丘遗址航拍[11]
5.元代
代表遗存为洞头九亩丘遗址[11]的上层遗存（图五）。遗迹分布于岙口面向海湾的沙堤之上，发现大型椭圆形石砌盐灶1座（据村民反映，原有另外2座石砌盐灶，沿沙堤一字排列，发掘时已被毁），环形火道，分为内外灶室，中间有联通火门，据测算，盐灶长径可达10余米，短径亦在6米；椭圆形淋卤坑3个，直径坑壁涂抹有2层厚约10厘米的防渗层，坑内堆满草木灰；椭圆形泥料坑4个。在盐灶、淋卤坑等遗迹中还出土有较多圆柱状及方柱状陶支脚、圆饼状垫具、板块状及马鞍形曲面的烧土块，部分标本中贯篾孔。
二、制盐灶具变化
古代煎煮法制盐的革新重点在于盐灶和煎煮容器的变化，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支脚、垫具、支臂、箅盘等各类结构性附件的废弃堆积也正是其技术演进的佐证。
从发表材料来看，大榭二期的盐灶均属于半地穴式盐灶（图六），营建工艺比较一致。早晚段之间，盐灶结构由单体灶演变为多眼联体灶，容器增多，体量增大，可以更加充分利用焰火和烟道的热量；制盐容器由单件尖底缸演变为多件广口陶盆，下垫支脚或石块，受火面积和蒸发面积增大，可见盐工对水分蒸发和盐分析出已经有了更深的经验性掌握，制盐效率进一步提升。
图六 大榭遗址二期单体盐灶及制盐陶器[9]
从世界范围内看，人类早期的制盐灶具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和普遍性。相比于德国施瓦比哈尔地区公元前6-前3世纪存在的“容器—支脚”的两种组合形式（图七）[12]，以及巴盐先生对英国埃塞克斯红丘遗址发现的前罗马铁器时代晚期到罗马时代早期（B.C.100-A.D.100）的炉灶复原（图八）[13]，大榭遗址二期制盐遗存已经比较先进，封闭式盐灶和尖底缸、陶盆的组合明显可以更好的减少热量的散失。同样，四川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盐陶器使用的也是一种夹砂陶花边口厚唇尖底缸进行熬煮[14]；广东珠海东澳湾遗址发现的夏商时期的两处圆形灶颇为相似，周围也散布着较多的夹砂陶釜和陶支脚[15]；渤海南岸的鲁北地区商周时期盐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粗糙厚重的尖底或圜底的深腹盔形器[16]。
图七 马丁•赫斯对德国施瓦比哈尔盐灶的复原示意图[12]
图八 巴盐先生对英国埃塞克斯红丘炉灶的复原示意图[13]
玉环前塘垟遗址上层发现的2座盐灶（图九），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灶，灶室内存在上下分层结构，上部火膛空间较大，下部为落灰区。灶底解剖表明，盐灶曾多次维修，沿用时间较长。因残缺严重，未发现灶门，推测应朝向西北侧，并在同侧开有多个投柴孔或排烟孔。出土的各类陶支脚、支臂、箅盘等均为灶内结构件，并未发现与篾盘有关的遗存，推测可能使用铁盘煎盐。宋代铁盘是由官方铸造提供，并作为课税的依据。作为贵重难得的生产资料，铁盘可能在盐民逐海迁徙的过程中被携带至新的作坊，或者已被回收重铸。山东寿光双王城遗址也发现有宋元时期的长方形盐灶，并在灶室内发现有铁盘残片，推测该类灶室的制盐工具应是长方形铁盘[17]。
图九 玉环前塘垟遗址上层盐灶
洞头九亩丘遗址下层所发现的3座南宋盐灶（图一〇），均为椭圆形半地穴式灶，灶坑低浅，灶门位于西北向低位。据测算，上述每座盐灶的灶口面积均超过2平方米，所用篾盘当更大。浙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半年盛行偏南风，光照强，蒸发快，卤水易成，是古代盐民煎煮海盐的旺季。而上述盐场采用半地穴式封闭盐灶，并将灶门置于西北向，不同于一般炉灶类“火借风势”的布局。本文认为，盐灶的营建方式和布局设置有其特殊性和规律性，应与当地使用篾盘煎盐工艺是相适应的，便于控制灶温。若火势过猛，则篾盘易焦灼焚毁，所煎海盐也会变得色黄味苦。相对体量不大的盐灶和篾盘，也便于单一亭户进行生产作业。
图一〇 洞头九亩丘遗址下层盐灶
洞头九亩丘遗址上层发现的元代石砌盐灶（图一一），是浙江发现的首座地上垒砌的盐灶，形制与《熬波图》砌柱承盘所图相仿，灶内有环形石墙支撑，灶室与火道间有火门相通，石砌灶壁外围有沙堆围护以保温，后置排烟道。从灶内出土的各类陶支脚和中贯篾孔的烧土块来看，仍是使用篾盘煎盐。盐灶体量巨大，绝非一家一户所能经营。盐灶形制的演进，主要在于生产组织和运营形式的变革，此时盐场可能已成为官营或官督民制盐场。另外可能也存在抵御自然灾害的诉求，从早晚期遗迹中间隔着厚厚的匀净海沙层来看，遗址下层盐场的废弃，极有可能是南宋风暴潮大海溢的结果。
图一一 洞头九亩丘遗址上层盐灶
史料记载，使用铁质牢盆作为煎煮制盐器具自汉代就已开始。铁质牢盆一般为官方铸造提供，“‘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如淳曰：今煎盐之器谓之盘，以铁为之，广袤数丈，意盆之遗制也”[18]。从成都蒲江县高河场发现的实物来看，汉代牢盆仍是深腹大盆。而如淳为三国时期曹魏人，其注所言名曰“盘”且“广袤数丈”，形制尺寸与汉代牢盆相去甚远，反与《熬波图》第三十六所图之铁盘形制相似。本文认为，三国时期北方沿海地区制盐器具已由深腹牢盆演变为平底或浅圜底的浅阔盐盘。江苏沿海曾发现过各类圆形（分为整块和组合式）、矩形的宋代盘铁实物[19]。目前浙江地区尚无实证，难以确知深腹容器煮盐到大型浅盘煎盐的具体时间。不过，据研究，文献中“煮盐”、“煎盐”之称以唐代为界，唐以前“煮”代盐，唐代开始，“煎盐”增多并逐渐替代“煮盐”之称[20]，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伴随制盐器具的演进，盐灶体量也在变大，灶门（或火眼）增多，盐盘受火面积和蒸发面积扩大至与灶口面积相当，甚至更大，潦洒卤水，可迅速成盐，制盐效率明显提升。
宋元时期，浙江地区已普遍使用大型盐盘煎盐，但各地盐场使用的煎盐盘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浙西铁盘和浙东篾盘两种。“盐官、汤村用铁盘，……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石堰以东，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以近海水咸故尔”[21]。《熬波图》亦称“浙东以竹编，浙西以铁铸，或篾或铁，各随其宜”[22]。宋代铁盘亦由官制，“今盐场所用皆元丰间所为，制作甚精，非官不能办”[23]。煎盐盘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一则源于官方对铁盘供应的控制，沿海场灶数量众多，每灶一盘，每盘动辄数千斤，铁耗巨甚，私煎盐场断然无法使用，官方盐场也难以全数供给；二来由于各地海水含盐度和制卤工艺不同，盐工在日常生产中，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探索出篾盘制作使用的一套成熟工艺，效率比之铁盘虽有不及，但胜在制造简便、价格低廉，能保证基本盐产，当然所产盐品质量也因之不同。
篾盘（竹盘）曾广泛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东晋时期广南地区已有使用篾盘的记载，“《南越志》所谓织篾为鼎，和以牡蛎是也”[24]，“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25]。唐代“野盐”煎制仍在使用，“广南煮海……用竹盘煎之，顷刻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镬，表里以牡蛎灰泥之。自收海水煎盐，谓之野盐”[26]。上世纪以来，香港沿海沙堤陆续调查或发掘了百余座南朝至唐代的石底砖砌煮盐炉灶，还有少量可能为制卤池的三合土沟槽，同时出土大量的陶支脚，李浪林先生也根据灶口和放射式烟道的布局，对其时的煎盐篾盘进行了复原（图一二）[27]。
图一二 李浪林先生对深湾村遗址11号炉灶的复原图[27]
图一三 洞头九亩丘遗址上层出土的板块状烧土块
文献中有关浙江地区使用篾盘煎盐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两宋之际，而隋唐北宋时期的盐盘形制尚无明确记载。南宋方勺《泊宅编》便记载了元丰初年至南宋时期“织竹为盘”的工艺；施宿《嘉泰会稽志》记载当地竹盘形制，“编竹为盘，中为百耳，以篾悬之，涂以石灰，才足受卤。燃烈焰中，卤不漏而盘不焦灼，一盘可煎二十过”；徐度《却扫编》卷中亦称“有编竹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洞头九亩丘盐业遗址出土的部分中贯篾孔的板块状烧土块（图一三）应该就是篾盘的残件，但篾盘制作工艺的由来尚无法确知。基于广南地区东晋以来数百年间早已成熟的篾盘煎盐技术和当时的交通条件，东南沿海应该存在煎盐技术的交流传播。这对于盐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东南盐产规模的迅速扩大都有重要意义。当然技术传播的具体路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图一四 玉环前塘垟遗址上层出土陶支具
图一五 洞头九亩丘遗址下层出土陶支具
图一六 洞头九亩丘遗址上层出土陶支垫具
前述5期制盐遗存中均出土大量的烧土棒类器物。早期多呈圆柱状，器体较小（图二）；宋代形体变大，最长者达30厘米（图一四、一五）；元代出现方柱状、鼎足状或圆饼（图一六）。捏制而成，常见有手指捏塑痕迹，部分甚至留有指纹，形状、大小无定制，制作较为随意，烧成温度不高。此类器物在灶、坑及地层中均有发现，横躺竖卧错杂一处，应属于废弃堆积，目前尚无法确知其确切使用方式。本文认为应属于盐灶和煎煮容器之间的结构性附件，主要用于灶内，部分三角形支臂可能用于灶口，起到支撑加固作用，可称为陶支垫具。支垫具部分器身两端有承压形成的褶皱，个别支脚和垫饼上下叠压粘合在一起，使用时应是素坯入灶，可能也会与篾盘底部黏连在一起。篾盘强度不高，受火易损，“烧用七夕一易”[28]。每张篾盘互有差异，支垫具也随形就势而各有高低。旧盘毁弃，同批支垫具多数不再适用新盘，便会产生大量的废弃堆积。
英国红丘陶火棍
玉环前塘垟上层支臂
图一七 三角形烧土块
图一八 巴盐先生对赤夏县罗马时代的制盐过程复原图
从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施瓦比哈尔[29]、越南坵于厨[30]等盐业遗址中均有发现这类红烧土器具，这也成为辨识煎煮海盐的一个特征。其发现多为三尖锥状陶支脚，与浙江早期制盐工艺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较大差异。英国埃塞克斯红丘遗址出土的支脚、陶火棍和煮盐盘则与浙江宋元时期盐业遗存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图一七）。巴盐先生对赤夏县罗马时代的制盐过程复原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图一八）[31]。国内香港地区龙骨滩、深湾村及二浪等遗址中也出土有大量此类红烧土器具。李浪林先生认为，长达60厘米的长条状烧土棒可能用于搭建栅格支架，圆形“陶棍”则是用来黏结栅格支架，或起连接作用，具体方式亦难以准确复原（图一九）[32]。以上都是对阐释烧土棒功能极为有益的探索。
图一九 李浪林先生对芦须城遗址1号炉的复原[32]
三、工艺流程演进
海盐生产的工艺流程大致经历了煎煮到日晒的过程。煎煮法是浙江地区古代制取海盐最主要的方式，而日晒法制盐在明清以后才开始出现、流行并逐渐完全代替煎煮法，此不赘述。根据器用，煎煮法分为熬煮法和淋煎法两个阶段，区别在于人们对用火和蒸发效率的认识。
熬煮法又可分为煮海和煮卤两种，关键在于所煮之物究竟是自然海水还是提纯卤水，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制卤技术究竟何时出现，制取卤水和灶具改进是同时发生还是前后催动，这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煮海成盐是大家对早期制盐的朴素认识，学界基本认可这一阶段的存在，但也存在争议。早期文献多以“煮海”、“煮海水为盐”出现，但考古材料上目前既无法证明，亦无法证伪。煮卤成盐在鲁北地区商周时期即已出现，而大榭二期制盐遗存的发现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曙光，遗址中发现的5座灰坑是否为蓄卤坑，若能证实，对中国海盐生产技术的认识将具有重要意义。
淋煎法阶段，制卤技术已经成熟。制卤技术的发现和改进是制盐工艺的重大突破，可分为刮咸淋卤和摊灰淋卤两种方式。
图二〇 玉环前塘垟遗址上层卤水坑
刮咸淋卤工艺至迟自唐代已经出现，并得到推广。刘晏任盐铁使，“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33]。所谓“咸”分为咸沙和咸泥两种。《岭表录异》记载唐代广南地区已采用“但将人力收聚鹹沙，掘地为坑……潮来投沙，鹹卤淋在坑内”的刮咸淋卤工艺。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详细记载了江淮地区成熟的“刺土成盐法”。就浙江而言，唐代也已开始使用刮咸淋卤法，到北宋时期已经非常普遍，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并有验卤工艺。时任唐代永嘉盐监官的顾况《释祀篇》亦载“龙在甲寅，永嘉大水，损盐田”，盐田（可能为蒸发沉淀池）的存在说明当时浙南永嘉场应已使用盐田制卤；时任明州昌国县晓峰盐场盐监官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鬻海歌》中也记录了刮泥淋卤的工艺；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也辑录了“每潮汐冲沙，卤咸淋于坑中”的刮咸淋卤工艺。玉环前塘垟遗址上层发现的连排卤水坑（图二〇），体量大，边壁有明显的防渗层，制作考究，底部淤积有厚约0.4米的海涂泥，证明刮泥淋卤的工艺已经十分成熟普遍。
图二一 洞头九亩丘遗址发下层摊灰场及上层淋卤坑
摊灰淋卤工艺在国内出现较早。王青先生认为海盐生产的淋煎法在鲁北地区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产生，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现的草木灰层和白色沉淀物硬面就是摊灰淋卤的证据[34]。崔剑锋先生研究认为双王城遗址西周时期开始采用摊灰淋卤法获取高浓度卤水[35]。另外，东营市广北农场一分场一队东南遗址也发现了魏晋、北朝时期的储卤坑（沟）、刮卤摊场等遗迹[36]。浙江地区到南宋时期才开始采用摊灰淋卤法制卤，并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泊宅编》载浙西盐官盐场“盐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熬波图》记载了浙西下砂场摊灰淋卤的工艺技术和生产场景。洞头九亩丘遗址发现了百余平米的摊灰场，大型淋卤坑3个，坑壁涂抹有青泥和黄泥防渗层，厚达18厘米，坑内堆满草木灰，证明南宋至元代这里已使用摊灰淋卤（图二一）。
刮咸淋卤法并没有因为摊灰淋卤法的产生或引入而消亡，两种工艺在宋元明清的浙江长期共存，各场因地制宜，制卤效率可能相差不大。《泊宅编》记载了宋代盐场两种工艺的并存，“自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以淋卤……而盐官盐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明实录》中也记载浙西“下砂、青村等场晒灰，余场俱取泥土晒之”的区别。
浙江地区拥有丰富的地下盐业遗存,目前盐业考古刚刚起步，先秦时期遗存尚未发现，工艺技术也存在缺环，尚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一切都有待于日后的考古工作去发现和解答。
2019年8月4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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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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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宋）徐度：《却扫编》卷中。
[24]（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玉石部中品•食盐》辑录，蒙古定宗四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
[25]（晋）裴渊：《广州记》。
[26]（唐）刘恂：《岭表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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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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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巴盐：《中坝遗址与南英格兰埃塞克斯红丘出土制盐陶器的比较》，《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P320-345，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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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寿光市博物馆：《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2期；b.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山东东营市南河崖西周煮盐遗址》，《考古》2010年第3期；c.王青：《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35] 崔剑锋：《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1期。
[36] 王子孟、孙兆锋：《鲁北沿海魏晋、北朝时期制盐业的考古学观察——东营市广北农场一分场一队东南遗址的个案分析》。
个人简介
刘团徽，男，汉族，1987年2月生，山东广饶人。201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至200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9年至2012年，研究生就读于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工作于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现为文博馆员。
工作以来主要从事温州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和文化研究工作，先后负责或参与了洞头九亩丘盐业遗址、温州府学孔庙遗址、温州子城谯楼遗址、瑞安山前山和寨山遗址、龙湾龙岗山遗址、温州屿儿山遗址、玉环前塘垟盐业遗址等多个项目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温州古城址、盐业考古及明清海防城址等方面取得重要收获。参与开展的“温州古城址勘探”“温州苍南海防城址勘探”“永嘉瓯北丁山汉六朝墓群发掘”和“玉环玉城前塘垟盐业遗址发掘”等项目，分别荣获2015、2016、2018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奖项。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省级课题《飞云江流域先秦遗址调查与试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在《中国文物报》《南方文物》及《温州文化》等各种学术刊物发表简报等3篇。曾被评为2016年度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系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先进个人”奖，以及2018年度温州文化系统“十大文化新锐”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