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守大漠半个多世纪，把大半生心血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

她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保护人类文化瑰宝的重担。

她祖籍杭州，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却被称作“敦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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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点赞：你们的精神 代代相传

瘦小单薄的肩膀，银灰色短发，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神里，闪动着敦煌绵延千年的华美霓裳，也铭记着跨越半世纪的固执坚守：让祖国文化的瑰宝在这古丝绸之路上，代代相传。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调研的首站，便来到敦煌莫高窟，总书记走到洞窟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护墙，询问修复的具体细节，并高兴地鼓励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你们敦煌研究院做了很多工作，真是一代一代相传啊！”

樊锦诗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无怨无悔。”话语中，有长河落日的大漠天际线，也有着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江南女子的毅然抉择。

半世敦煌情 大漠里传承杭州乡音

沙地里的足迹，很快就会被风带走，但是樊锦诗一生的足迹，每一步都掷地有声。在敦煌工作50多年，但是从她的口音里，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女子。

樊锦诗说：“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能讲一口上海话，但是口音带点苏州味道，不过我祖父是杭州人，所以我的祖籍是杭州，杭州话不会讲，但是能听懂呀，我爷爷就讲一口杭州话。”

贺知章有一首诗很有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中国人大抵都是如此，无论行路多远，家乡的痕迹总是影响终生。

“小时候家里头烧的是杭州菜，比如炖鸡的时候要搁金华火腿，煮得差不多的时候把火腿切片了放进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杭州的做法。”

对樊锦诗来说，幸运的是在千里之遥的敦煌研究院里，遇见了同样也是杭州人的前任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先生。樊锦诗笑言，“很多北方人听不懂常院长讲的杭普话，就我听得懂，给他当‘翻译’。可能这也是后来他把我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是敦煌的女儿 一个是敦煌的女婿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敦煌”二字，最早出现在东汉应邵注《汉书》中：“敦，大也。煌，盛也”。

樊锦诗说，这片古丝绸之路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土地，有着迷人的魅力，让一代代学者如朝圣的学生，奔赴向前。

樊锦诗很喜欢讲常书鸿、段文杰那些老一辈人的故事：常书鸿先生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仍然义无反顾；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因为看到张大千先生临摹的莫高窟壁画作品后，着了魔，来到了敦煌，一干就是六十多年。“他们就是敦煌的保护神。”樊锦诗说。

樊锦诗的人生，也烙印下前辈的印记。60年代的敦煌，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苦咸水、煤油灯、蜈蚣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除了条件的艰苦，还有家庭的奔波。

樊锦诗与爱人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毕业时两人约定，三年后，等她看完了莫高窟的雕像和壁画，就去武汉和他团聚。可是“我在敦煌越呆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

1967年，樊锦诗借假期来到武汉，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68年，他们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樊锦诗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等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品，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三个月后，实在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

1973年，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辗转波折之下，彭金章又把小儿子接到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1986年，彭金章毅然放弃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头衔，奔赴敦煌，这是一次爱情的奔赴，也是一次莫高窟的重新发现——彭金章的研究，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2017年，81岁的彭金章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樊锦诗说，她现在觉得彭金章依然在自己身边。她总是说，她和爱人，一个是敦煌的女儿，一个是敦煌的女婿，这样的身份也永远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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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文物保护的典范 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

“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樊锦诗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1986年，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的申遗材料。申遗的过程，促使她开始对莫高窟的保护管理进行更深入的钻研、思考和探索。

她安排起草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把世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等重要理念融入其中，1999年到2002年，敦煌研究院牵头制定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评价：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方法，为有效地保护莫高窟树立了典范。

为古老文化插上现代技术的翅膀 推动“数字敦煌”全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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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希望莫高窟能够永存，但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怎样让脆弱的壁画得到永生，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敦煌绝美的艺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樊锦诗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

经过近30年的不断实践，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

2016年，“数字敦煌”上线，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截至目前，“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万人次。

樊锦诗潜心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

看着如今的敦煌盛景，樊锦诗很欣慰，她说：“很高兴，看到莫高精神在一代代放弃内地优越条件，奔赴西北大漠的有志青年身上得以延续发展。”

“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诗：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