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狭窄的通道停满机动车，有的紧靠墙脚，有的扎进绿地，业主上演“抢车位”大战……这是在很多老旧小区经常发生的事。公共区域车辆乱停，不仅影响小区居民正常出行和居住环境，还埋下安全隐患——部分小区就曾发生过因乱停车导致救护车、消防车开不进而影响救援的事件。
停车难，已成为城市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老旧小区停车难，看似无解，其实不然。在这方面，杭州一些地方的办法值得借鉴，比如，上城区小营街道。在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小营街道是如何处置停车难、停车乱的？采取了哪些措施？有哪些经验是可复制的？
问题：停车难 解题：合理“挖潜”科学规划“盘”出车位
老旧小区停车难有客观原因。这些小区建设时间早，当时私家车数量少，缺少停车规划，更没有地下车库等设施。
“过去，小区停车难、无处停车，导致一些人乱停车，草坪、自行车道、健身场所，在一些车主眼里，都成了‘停车场’。开始时抢占硬化路，硬化路抢完了，有住户就干脆在绿地上装地锁。”家住上城区小营街道大学路社区的王淑芬说，停车难、停车乱，不仅影响了居民日常生活，还破坏了居住环境。
作为杭州的老城区，小营街道大学路大封闭区域覆盖3个社区，10386户居民，存在车位保有量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外来车辆侵占车位、停车无序阻挡安全通道等突出问题，造成邻里口角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停车难”逐渐成了小营街道老旧小区居民最大的心病。
如何解决问题，让居民满意？小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沈琪说，小营街道对老旧小区内部重新合理“挖潜”，将葵巷、老浙大、大学路社区的25个小区、现有的1151个停车位统一纳入大封闭区域，实行集中协调管理。结合辖区拥堵路段的停车情况，盘活周边小区空余车位，打破区域之间停车泊位“孤岛”，有效疏导拥堵区域停车压力，进一步规范大学路区域停车秩序。
“通过重新规划优化小区公共区域，对边角地、畸零地及闲置空间进行二次开发，增加停车位，最大程度为市民腾挪停车空间。”沈琪说，小营街道还整合区域互通资源，将分散的停车信息与不同时段闲置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配建车位资源进行统筹，提出错时停车、限时停车、共享停车方案。
问题：停车乱 解题：《停车公约》让居民自约、自管、自治
如在杭州彩虹鱼康复护理院等机构现有停车位基础上，提供一定比例的停车位作为短时开放共享车位，为附近居民群众以及到市三医院、浙医二院等就诊的病人提供停车便利。
葵巷、老浙大、大学路三个社区，去年7月联合召开了一次居民代表大会，出台停车新政，以《居民公约》的形式固定治理方式，鼓励居民参与车辆停放管理，形成居民自约、自管、自治的氛围。
“经过居民代表协商决定，推行车辆差异化管理，按照阶梯价格标准提高停车周转率。比如，居民停车包月收费，由100元/月降至80元/月，优先满足本小区业主停车位需求。另一方面上调临时停车费用，提高外来车辆停车成本，减少‘僵尸车’，增加‘换停效率‘。”居民代表唐红说，制定《停车公约》，通过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来规范停车行为。一句话，“大家都守秩序，小区停车才有秩序。”
此外，小营街道引入了专业化准物业服务管理，党建引领成立“红管家”队伍管理“停车乱”。“对于违停车辆，物业巡逻人员以规劝为主，要求车主及时挪车，对于屡教不改的车主则进行抄牌贴单，记录违停次数。对于态度恶劣、恶意逃费的临停车辆，我们建立黑名单制度，目前，已有6辆临时车辆被加入停车系统黑名单，不允许进入大封闭区域。”“红管家”负责人官峰说，实行《停车公约》以来，居民违停投诉由最高一个月26起降至6起，违停抢道的投诉率从86.67%降至54.5%。
小营街道纪工委也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组建了一支特邀监察员队伍明查暗访，重点监查在居民自治过程中是否存在社区人员、准物业人员或居民代表对停车登记中优亲厚友、收受好处的情况，停车管理员是否存在额外收费、不开发票或态度蛮横的情况。小营街道纪工委副书记王卓俊说，“一旦发现问题，会提出监察建议，对监察对象采取相应措施。”
“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处置停车难题要调动广大群众的踊跃性和自觉性，凝聚大家的智慧，施展众人的力气，总会找到处置效果的办法。”沈琪说，“共建共治”才能实现“共享共赢”。
记者手记
解决“停车难”先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针对停车难问题，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停车条件，但仍存在诸多“瓶颈问题”急需破解。上城区小营街道的经验是，一方面加大硬件建设力度，创造条件尽量“停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加强停车管理，发动居民自治的积极性，健全制度实现“停得好”。
社会治理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谁？其实需要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可见，社会治理中，不再单纯是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这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双向关系，也不再是政府管控一切，其他主体被动接受这种运行模式，而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比如小营街道居民代表大会出台了《停车公约》，引入了社会组织“红管家”，让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