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至2012年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余杭博物馆在余杭区小林镇陈家木桥村西的小横山上，发掘东晋南朝墓112座，其中画像砖墓20座。

画像的内容有四神、凤鸟、千秋、万岁、狮子、飞仙、莲花化生、宝珠、人物等。其中飞仙画像砖的数量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

飞仙

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中的飞仙可分为独幅和拼幅两类。独幅画像是整幅画面位于一块完整的砖面上，即砖的宽面（或称正面）上，此类画像幅面小，纹饰浅，均为线雕，一般砌于封门的券门直壁或者墓室南壁两侧墙面上，数量多，小横山大部分画像砖墓均如此。另一类为多砖拼合成一幅完整画面，幅面较大。画像均模印于砖的窄面上，砖的宽面多刻写文字，记述其名称、编号及施用位置等，砌于墓室两侧壁面，数量相对较少，有线雕和高浮雕两种。这两类画像一般组合使用，即封门券门、墓室南壁一般镶嵌独幅小画像，墓室两侧面一般为拼幅画像。当然，也有个别全部使用独幅画像的特殊例子。

（一）独幅画像

图一：1  M18东壁镶嵌捧熏炉飞仙画像砖

独幅类画像模印于小方砖上或长方砖上。小方砖上的飞仙均一砖一幅，长方砖上的飞仙一砖两幅。飞仙均女性，头戴花冠，双手捧一熏炉或一盒，衣带飘扬。此类飞仙一般施用于券门及墓室南壁，个别的砌于墓室东、西两壁（仅M18和M119两座）。M18东壁镶嵌捧熏炉飞仙画像砖两块，西壁残存捧盒飞仙画像砖一块（图一：1、2）。M119墓室东壁后部残存一捧熏炉飞仙画像砖，西壁前部残存捧盒飞仙画像砖一块。券门通常使用小方砖画像，墓室南壁直壁部分上、下一般并列两块小方砖画像，中部镶嵌长方砖画像。

图一：3．M119券门捧熏炉飞仙（西）

图一：4．M119券门捧盒飞仙（东）

图一：5．M93中券门西侧捧熏炉飞仙

图一：6．M93内券门东侧捧盒飞仙

独幅类飞仙画像题材分两种，一种捧熏炉，一种捧盒（图一：3、4、5、6）。熏炉有两种形态，一种同汉代以来流行的博山炉相似，炉身呈半圆形，深腹，外面饰上仰的花瓣，炉盖呈上尖下宽的山形，表面也饰上仰的花瓣四层；下面为圆形托盘，托盘中心为较细的直柄，柄中间凸起一圆棱。小横山画像中大部分熏炉属这种类型。

图二：1．邓县南朝墓捧熏炉人物

另一种为上下两个形制相同、类似高脚杯的容器相互扣合，上面为盖，盖柄细而长。M18飞仙所捧熏炉就是这样，盖微微张开。类似的熏炉在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有发现，画面中两个侍者各高捧一熏炉，熏炉盖呈半开状（图二：1）。

图二：2．常州戚家村南朝墓托举熏炉的侍女

图二：3．沁阳北朝石棺床熏炉

从形态来分析，前面一种较早，后面的较晚。据此推测，M18的时代可能比M7等要稍晚一些。常州戚家村南朝画像砖墓中的侍女单手托举一博山式熏炉，炉的顶部站立一飞鸟（图二：2）。河南沁阳北朝画像石棺床上有线刻有莲花、畏兽、人物、熏炉等画像，其中棺床前腿中部刻一裸身的人物双手托举熏炉，熏炉呈博山式，炉身饰仰覆莲，盖浑圆，炉顶生长有莲花和莲蓬，两侧有忍冬、莲花衬托（图二：3）。

熏炉又可称香炉，汉代以来就广泛使用于各种礼仪及生活中。卢谌《祭法》曰：“香炉，四时祠，坐侧皆置。”徐爰《家仪》曰：“婚迎，车前用铜香炉二。”蔡质《汉官仪》曰：“女侍史被服，执香炉烧燻，从入台中。”晋张敞《东宫旧事》曰：“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又云：“泰元二十二年，皇太子纳妃王氏，有银涂博山连盘三升香炉二。”《邺中记》曰：“石季龙冬月为复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王琰《冥祥记》曰：“费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

汉、晋墓葬中常发现有陶、铜或瓷质的熏炉或香熏。

佛教中香炉和瓶均为供养之具，香炉内焚烧各种微妙之香，瓶内满盛香水，香水中还可插放香花。《佛本行集经》卷第八云：“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持诸天杂宝香炉，焚烧种种微妙之香，在菩萨前，供养菩萨，引道而行。复有五百诸天玉女，持金宝瓶，盛满妙香，在菩萨前，引道而行。”同经卷五十一云：“尔时输头檀王，闻此事时，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敕庄严彼迦毗罗婆苏都城，令除荆棘、沙砾、土石、秽恶、粪等诸不净物；更以香汤，扫洒涂治，摩拭其地，在在处处，安置香炉，烧最妙香。其香炉间杂错种种妙色宝瓶，其宝瓶内盛满香水，于其水中复安香花，于其香炉、宝瓶中间更复安置芭蕉行列。复悬种种纷葩缯彩，竖立种种杂色幢幡，真珠条贯，处处交横；金铃罗网，遍覆其上。复作日月星宿形像，张设空中，宝花流苏，处处垂下。”

图二：4．北魏正光六年曹望憘造像熏炉

北朝石雕佛造像中，佛的前面往往陈放一熏炉，熏炉两侧各有一相向蹲踞的狮子，形成一种基本固定的搭配。如北魏正光六年曹望憘造像佛座正面雕刻一熏炉，炉下一人坐于莲座上作托举状，炉盘大而深，熏炉呈博山式，腹部浑圆，表面装饰忍冬及莲瓣，两侧各蹲踞一狮子（图二：4）。

小横山画像砖墓中，捧熏炉飞仙一般位于券门西侧，捧盒飞仙位于东侧，两者相向而列，朝向墓门。捧盒飞仙所捧之盒均为圆形，从外表看有两种形制，一种较小，不分层，飞仙双手作捧持状，这种形制占大多数；另一种较大，分三层，飞仙一手在下捧衬，一手在上抱持，其纤细的手指清晰可辨。这种形制的盒主要发现于M18、M54中。飞仙所捧之盒应为经函，盒内很可能盛放佛经。洛阳白马寺中曾藏有佛教初传中国时所用经函。《北齐书·韩贤传》：“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佛说陀罗尼集经》卷三中记载大般若菩萨“其左手仰五指申展，掌中画作七宝经函，其中具有十二部经，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藏”。

（二）拼幅画像

拼幅画像分布于墓室东西两侧壁壁面中部，完整者每面两幅，一前一后排列，主要是各种伎乐飞仙，个别为舞者。可分两种，一种同捧物飞仙一样，属于较浅的线雕，人物形象大致相同，双手持笙、排箫、竾等乐器吹奏，M8、M9、M109均如此。

图三：1． M8吹笙飞仙

图三：2． M109东壁吹竾飞仙

图三：3． M109东壁吹竾飞仙拓本

M8墓室两壁各残存一幅画像，西壁靠前为吹笙飞仙（图三：1），东壁靠后为吹排箫飞仙。M9仅存一幅，位于东壁前部，为吹笙飞仙。M109现存3幅飞仙画像，东壁两幅，前面一幅残存较少，后面一幅保存大致完整，为吹竾飞仙（图三：2、3）；西壁前面残存一幅吹笙飞仙。笙、箫较为常见，竾（或筂）即篪，是一种横吹的管状乐器，以竹为之，篪孔有六、七、八、十诸说，它的特殊装置是在吹口上装翘。小横山画像砖墓发现“吹竾”刻字砖比较多，但墓壁吹竾画像保存很少，对照文献记载，推测M109东壁前面一幅画像为吹竾伎乐飞仙，同墓还发现有“吹笙飞仙下三第一”、“笙三”、“竾下中一”等刻字砖。《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北魏河间王元琛有一婢女名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图三：4． M65东壁捧熏炉飞仙

图三：5． M65执扇飞仙拓本

图三：6． M65墓室西壁持扇飞仙

另一种为高浮雕拼镶砖画，人物形象清秀，大致可分为伎乐和捧物两类。捧物飞仙分布于M65墓室东西两壁，东壁为托持熏炉飞仙，残存后面一幅；西壁为执羽扇飞仙，现存两幅（图三：4、5、6）。

图三：7． M10吹笙和持幡飞仙拓片

图三： 8． M27东壁舞人飞仙

图三：9． M27东壁吹笙飞仙

图三： 10． M27持信幡飞仙

图三：11．常州南郊南朝墓舞人飞仙

伎乐飞仙有吹笙、持幡、舞蹈三种形象，分布于M10、M27墓室东西两壁。M10墓室仅余后半部，东壁后面中部为吹笙飞仙，西壁后面中部为持幡飞仙（图三：7）。M27墓室东壁前面一幅为回首屈身、长袖舒展的舞人（图三：8），砖上刻写“武人”2字；后面一幅为吹笙飞仙（图三：9）。西壁仅存后面一幅，为持幡飞仙（图三：10）。M10的吹笙和持幡飞仙同M27的完全相同，可以推定M10墓室东壁前面一幅也应为舞蹈飞仙，即砖上所刻的“武人”。“武人”刻字砖在小横山M10和M9中也有发现，M10出有“武人”、“武人三”、“武人上一”等刻字砖4块，M9出“武人”残砖一块，砖的侧面大多模印有衣带纹。“武人”当指“舞人”。

《谷梁传·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武归。”钟文烝补注：“武，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

《周礼》：“射有兴武。”马融云：“与舞同。”

《礼记·乐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郑玄注：“武，谓周舞也。”江苏常州南郊画像砖墓也发现有舞人的形象，高浮雕于并列的四块砖的侧面，舞人回首飘舞，身体下有云气及莲花图案（图三：11）。

图四：1．《三礼图》中的“旃”（左）

图四：2．《洛神赋图》中的信幡（右）

小横山M10、M27持幡飞仙所持的幡为长条形，系于一细杆上，杆的顶端呈弧形下弯，并在前端分叉，分别系于幡的两端。幡下端分叉，形成两根燕尾。M27有三块残砖上刻有“信”或“信一”，砖的侧面浮雕衣带纹；M10也发现两块“信”字砖，同M27的相同。结合上述两墓发现的持幡飞仙画像砖，基本可以确定这里的“信”或“信一”指的就是信幡，M10、M27持幡飞仙所持之“幡”应为“信幡”。宋聂崇义编定的《三礼图》中“旃”同小横山M10、M27画像中的信幡基本相同，下端分叉（图四：1），也应当是信幡。类似的幡在传世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也可以看到，幡呈白色的长条形，顶端为三角形，系于一红色细杆上，不过幡的下端没有分叉（图四：2）。幡是一种旗帜，多用于仪仗、外交或军事中，根据其用途可分告止、传教、信幡等种类，以绛色为主。幡一般用帛制成，个别奢侈的用绮罗制作。

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或裁切绮縠，缝紩成幡。”信幡是古代题表官号、用为符信的旗帜。又作“信旛”。

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信幡。”

《东观汉记·梁讽传》：“匈奴畏感，奔驰来降，讽辄为信旛遣还营，前后万余人，相属于道。”

《晋书·舆服志》记载中朝大驾卤簿中，“骑将军四人，骑校、鞉角、金鼓、铃下、信幡、军校并驾一”。信幡的颜色除了绛色以外，还有黑色。南朝宋江夏文献王刘义恭曾谏议“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

北魏天赐二年规定：“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

《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载：“太子妃传令，朱衣，武冠，执刀，乌信幡。”

图四：3．云南东晋霍承嗣墓信幡

考古资料中有几例信幡的图像。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墓墓室北壁下层墓主人像东侧绘有一仪仗架，架上有长条形黑色信幡；东壁下层上方绘有一组由13人组成的执幡仪仗行列，均执一朱色长条形幡（图四：3）。朝鲜安黄海北道安岳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冬寿墓后室东面和北面绘有250多人的出行方阵图，冬寿乘坐的牛车前面有三列持幡仪仗，其中两侧各3人，前后排列行进，中间1人，每人肩扛一信幡，信幡呈长条形。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东、西二壁上端均绘有两个手持信幡的飞仙相向而行。

图四：4．磁县湾漳北朝墓仪仗图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墓道两壁描绘导引神兽和由53人组成的仪仗行列，同幡有关的有三组：

（1）东壁第24人和西壁第24人各执一黑色杆，上端有一近球形的饰件，其外表有细绒毛，下缘垂散，呈锈黄色，“其下悬挂一朱红色长幅幡旗，旗面自然舒展，绕旗杆飘曳于举旗人身后，旗面上图案为白色神兽和云气”。

（2）东壁第7人和西壁第7人各执一黑色长杆，上端有一个“几”形钩，“钩上悬挂一面朱红色窄长幡旗，旗垂曳于持杆人身后”。

（3）东壁第18、43人和西壁第18、43人各执一系幡的长戟，幡面上圆下方，下缘飘扬朱红、青灰、暗红、黄褐、白色等彩带七条，中间绘一狞厉兽面（图四：4）。

图四：5．邓县南朝墓画像砖中的幡

其中（1）和（2）均为长条形的信幡，（3）或即文献中记载的白虎幡，是一种兽面幡。崔豹《古今注》：“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意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龙幡、朱鸟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龙幡五，以诏四方……高贵乡公讨晋文王，自秉黄龙幡以麾是也。今晋朝唯用白虎幡。”北魏孝文帝率军往寿阳，“步军皆乌楯槊，坠接以黑蝦蟆幡”。南朝陈的仪仗中有兽头幡，“长丈四尺，悬于戟杪”。东魏茹茹公主墓墓道两侧青龙和白虎的后面绘场面显赫的仪卫行列，每面14人，相对而立，自南向北分四组，其中第二组5人，皆举一饰有虎头纹彩幡的长戟，幡旒迎风招展。其后的列戟架上也插有5个类似的兽面幡。邓县南朝画像砖墓里的鼓吹乐队前两人各吹奏一弯曲朝上的长角，角端均系有半圆形的兽面幡，幡旒随风飘扬（图四：5）。白虎幡主要用来督军。《梁书》卷一《武帝纪》记载“阉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南朝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执白虎幡督战”；侯景曾“矫诏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诸军”。南朝宋设有殿中将军和殿中司马督执白虎幡掌管城门。元嘉四年（427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白虎幡又称“白兽幡”，当为避唐太祖李虎之讳。《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武帝每出入，（陈）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南史》卷二二记载上述元嘉四年拒开城门事件即是“白兽幡”。《隋书》卷八《礼仪志三》：“受降使者一人，给二马轺车一乘，白兽幡及节各一，骑吏三人，车辐白从十二人。”隋唐以后，仪卫卤簿中的兵器如戟、仪锽等上系幡已成定制。

（三）题材分类

小横山南朝墓飞仙画像按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

（1）伎乐类。以拼幅画像为主，其所持乐器有笙、筂、排箫、琵琶等，还有不持乐器的舞人。主要装饰于墓室东西两侧壁。

（2）供养类。主要为捧熏炉和捧盒飞仙，以独幅画像为主，也有少数拼幅画像。独幅的主要装饰于封门券门两侧，拼幅的装饰于墓室两侧壁。

（3）侍从类。主要是持信幡飞仙和执羽扇飞仙，均为拼幅画像，装饰于墓室两侧壁。

图五：1．丹阳胡桥南朝墓飞仙画像

图五：2．丹阳胡桥南朝墓飞仙画像

以上三类在墓葬中有机地组合，墓门位置主要装饰供养类飞仙，墓室则以伎乐类和侍从类飞仙为主。丹阳胡桥吴家村羽人戏虎图中，龙的上面有三个向前飞行的飞仙，前面一人双手捧盘，盘中放置一三足鼎，鼎内火焰升腾；中间一人右手托盘，盘中装仙果，脸朝向后一人；后面一人右手执杖，杖端悬挂一磬（图五：1、2）。羽人戏虎图中虎上也有三个飞仙，前一人双手捧一火焰升腾的三足鼎；中间一人未持物，转向后一人招手示意；后一人右手持杖，杖端悬挂一铃。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不但有模印的飞仙画像砖，还有彩绘的飞仙壁画。飞仙壁画位于券门两侧起券处，左右各一，右侧的为捧熏炉飞仙，着朱红裙，蓝绿色飘带，双手捧一博山熏炉，炉内烟气缭绕；左侧的同右侧基本相同，一手散花，另一手残。飞仙画像砖有三块，均为独幅画像。两块为供养类，在一块长方形砖面上，两个飞仙相向飞翔，手捧物品为鼎炉、花果一类，中间放置熏炉或瓶花。一块为伎乐类，上施彩绘，左边的穿粉绿色衣，朱色飘带，腰系一细腰鼓；右边的穿紫黑色衣，紫红飘带。

襄阳贾家冲南朝画像砖墓共发现飞仙画像砖46块，均为供养飞仙，其中4块同邓县的供养飞仙画像砖相同，飞仙捧熏炉等物品；其余42块均单手或双手捧一桃形果品，广泛分布于甬道及墓室砖柱上，可见贾家冲南朝画像砖墓装饰中佛教色彩比较浓厚。

图五：3．余杭小横山M109吹笙飞仙刻字砖

飞仙是魏晋以来开始流行的装饰题材。三国魏之应瑒《驰射赋》云：“翩翩神厉，体若飞仙。”西晋陆机《云赋》：“飞仙凌虚，随风游骋。”东晋顾恺之曾绘《维摩天女飞仙》图。南朝时期王侯贵族的宫殿及服饰上以飞仙或游仙作为装饰。齐东昏侯“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帀饰以金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梁太清元年（547年），梁武帝舍身光严重云殿，“游仙化生皆震动，三日乃止。当时谓之祥瑞，识者以非动而动，在鸿范为妖”。有鉴于当时流行的奢靡之风，梁、陈两朝分别对装饰飞仙和仙人类的锦衣下诏断绝。天监十六年（517年）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翦有乖仁恕”。陈后主也曾下诏断绝“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小横山M8、M9、M109的伎乐飞仙同丹阳胡桥和建山的两座南朝大墓中所谓“飞天”或“天人”画像从构筑方式、雕刻技法到具体形象诸方面都非常相似，林树中考证其应为“飞仙”，并指出“飞仙”的概念和绘画在我国传统中早已有之，它来源于“羽人”或“仙人”；佛教画中的飞天原是印度的民间信仰，后来在佛教中变成香火神或乐神，北朝佛教中的飞天形象采用了我国传统中的“飞仙”画的形式。小横山M109出有“吹笙飞仙下三第一”文字砖（图五：3），证明了上述观点是正确的。飞仙画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题材。常州南朝晚期画像砖墓中的飞仙画像是这种风气和做法的延续，不过，到了隋代以后，画像砖墓中的飞仙形象就很少出现了，其原因当与朝代的更替和风尚的转换有关。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9期 刘卫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