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期我们“发现杭州”的微信器物解读主角是“南高峰”上的塔砖。

南高峰塔位于西湖区翁家山村南高峰峰顶，海拔257米。据南宋《临安志》记载，南高峰塔始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4年），即五代吴越国中期，初建时还建有塔院（荣国寺），历宋一代，先后经三次维修：第一次是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由市民朱氏泉出资；第二次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僧人修懿主持重修；最后一次是南宋初期，即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僧人义圆主持对其进行重建。自元迄清，文献中只见南高峰塔在元末及明万历年间遭受两次较大毁坏的记载，故明末仅存三级，清至民国尚存一级，残高约6米。

南高峰塔的考古发掘遗物，有建筑构件、塑像、瓷器，共90余件。比起美丽的瓷器和塑像，那些布满青苔、厚重的塔砖起初并没有引起考古人的兴趣。直到那些铭文信息逐一被解读，那些有趣的历史片段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NO.03：南高峰上那些厚重的塔砖

南宋·叶肖岩《西湖十景图--两峰插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湖十景中的“双峰插云”，乃南高峰与北高峰之上，双塔对峙，高出云表，时露双尖，望之如插。然而，塔已不在，如何插得？

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揭开了南高峰塔的面纱。2017年1月至6月，为配合景观整治提升改造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高峰塔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发现遗迹有南高峰塔塔基、道路、塔院（荣国寺）建筑基址等。塔基利用自然山岩，经过平整、填筑而成，平面呈六角形，对径长约10.1米，单边长约5.07米，宽约0.4米，现仅存西、南两面三道边的底层石条，余皆被毁无存。此外，还出土少量瓦当、滴水、塔砖等建筑构件。根据出土遗迹、遗物的特征，确认了南高峰塔的准确位置以及宋代南高峰塔前塔后院的整体空间格局。

南高峰俯瞰

南高峰塔共七级，高十丈（约33米左右），四厢辟轩窗。再结合考古发现的塔基形状与尺寸等因素，不难想象出南高峰塔整体的样子。塔身修长秀丽，比雷锋塔和六和塔小，比保俶塔要大。高耸入云，檐楹飞涌，瓦甓坚致，望之，令人赏心悦目。塔中龛室之内绘佛菩萨像共24尊，卫以天龙部属十六善神，皆端庄尊严，栩栩如生。

南高峰塔塔院称荣国寺，同为后晋天福年间建，寺内奉白龙王祠。至于功能作用，首要的就是供奉舍利。在南高峰塔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地宫和舍利，但没发现不能代表没有。《僧了心重建塔记》记有：“晋天福中，有梵僧飞锡至虎林。因睥睨南峰最高顶，曰：于斯可以立大觉真人之表相些。乃探毳囊，出舍利一颗。傍假比丘尼，道圆疏助之力，作窣堵波，以福来者。”

五代至宋南高峰塔遗址

塔砖是南高峰塔重要的建筑构件。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南高峰的塔砖基本都是采集而来，共26块。塔砖颜色青灰，尺寸较一般青砖大，厚度为9～10厘米。完整的两块塔砖长宽高分别为32、18、10厘米。据张驭寰先生研究，宋代塔砖厚度较明代略薄。宋代塔砖一般厚6.5厘米。到了明代，由于塔体结构由空心式改为壁内折上塔室式，塔体规模较之前更大，因此塔砖尺寸也增大，厚度多为9厘米。[1]根据厚度判断，此次发现的南高峰塔塔砖应是宋代以后常用的建材。

塔砖铭文模印，有阴文，也有阳文。字体有篆书，也有楷书。所在位置，不尽相同。有的在上下面，有的在前后面，有的在左右面。目前，能够清晰识别的铭文基本集中在前后，左右四个面上。根据铭文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姓氏类，地望类，记号类与其他类。大部分塔砖上都存在两类，甚至两类以上的铭文。

（一）姓名类

姓氏类铭文由于人物身份的不同，又可细分为僧众喜捨类与信众喜捨类。

“僧联宗传慧仝喜助南高峰宝塔砖”

僧众喜捨类只在一块砖上出现，该砖为地层里提取，长32厘米，宽17.7厘米，厚10厘米。外观基本完整，在前后面以及一个侧面都模印铭文，前后面上的内容分别是“僧联宗传慧仝喜助南高峰宝塔砖”和“西湖南高峰宝塔砖”，侧面为“南高峰”三字。文字皆是楷书，形式采取长方形开窗。铭文不仅明确了喜捨人联宗和传慧两人的僧人身份，还包含了地望类。如“西湖”，“南高峰”。

“僧联宗传慧仝喜助南高峰宝塔砖”拓片

“传慧”“联宗”乃僧人法号。查阅文献，在《中华佛教人物大辞典》中载有：“传慧，明代僧人。字朗初。宁波人。居五井延庆寺。善诗，与沈嘉则、王百谷结方外友。著述丰富，谈锋如河。著有《浮幻斋集》。”另有《延庆观宗讲寺志·高僧传》有详细记述：“传慧，字朗初，延庆寺僧。雅能诗，其清远秀回、直逼贾、孟。与同里沈明臣、吴门王稚登善，互相唱和。闽人徐，常亟称之。复有圆复者，与同寺弘灏、佛引皆能诗，既而自恨染指雕虫，矢心忏悔。仪部屠隆以为足方魏之三友，叙其诗为荠饱吃了生涯，只在钵盂中。自是机辩迅发，学徒争归之，主天童山久之，沐浴留偈，辞众而逝，后七日开龛如生，阇维护五色舍利。”[2]此传慧乃明代宁波延庆寺诗僧，虽生卒不详，依据其与沈明臣、王稚登交好，可判断其为明代中晚期人，但是否文献记载与铭文人物一致便未可知了。

“联宗”则记载较少。在《嘉兴藏》之《秀野林禅师语录》偈之篇中找到短短的几个字“示联宗书记”。书记是寺院里的一种职务，属于八大执事之一，主要职掌书翰文疏。这里的联宗应该就是僧人的名字。秀野林禅师生活于明末清初时期，与其有密切联系的联宗可视为同时期之人。

一个是明中晚期，另一个是明末清初。他们是否是塔砖铭文提到之人，是否曾经“仝喜助南高峰宝塔砖”？就不得而知了。

“章氏”塔砖

信众类铭文发现较多。如“范门施氏经募”,”胡门章氏”，“……向门翁氏……”，“龙邑叶欣向喜助杭州西湖南高峰……”“……林门钱氏喜助塔……”等等。从铭文中可以推断，喜捨塔砖的信众以女性为主。某门某氏是中国几千年来女人共同的名字，前一个某是夫姓，后一个是父姓，直观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的从属地位。范门施氏、胡门章氏、向门翁氏等等，她们到底是谁，还真无从查起。

“范门施氏经募”铭文塔砖

拓片

信众类铭文中惟一出现的男性就是龙邑人士叶欣向。《龙游县志》（民国版）记载：“高坪桥，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凡二墩一矼，长七丈，高三丈六尺，广二丈，旁有石阑。清光绪三十二年，县人叶欣向、张受尧各输千五百金为倡，募集亦千百五金。越二年，桥始成。”[3]

（二）地望类

地望类铭文也有两种，一种标明佛塔地望，即带有“南高峰”字样，如“南高峰”、“南高峰宝塔砖”、“南高峰塔砖”等。另一种标明信众地望。如“……衢州罗王氏□名□莲……”、“龙邑叶欣向喜助杭州西湖南高峰塔砖” 。本就是造南高峰塔，塔砖上模印”南高峰”字样太正常不过了。反倒是信众地望类铭文看似简单，细思之下方觉，信息量真不是一般的大。

“……衢州罗王氏□名□莲……”

塔砖拓片

衢州和龙游，在此可以视为一地。从当今的行政区划上看，龙游是衢州下辖之区。从历史上看，衢州，于唐武德四年(621)置州，“以州有三衢山，因取为名”。天宝元年(742)，改衢州为信安郡。乾元元年(758)，复为衢州。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州为衢州路。明改衢州路为龙游府，旋复州府；龙游，秦代置县，名太末。据《今县释名》记载：“汉太末县地，有龙邱山，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远望尽如莲花，龙丘苌隐居于此，因以名山。”又据《郡县释名》记载：“唐名龙邱，仍以邑有龙邱山……吴越王恶丘为墓不祥改为游。”龙游一名，沿用至今。[4]如此看来，衢州与龙游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龙邑叶欣向喜助杭州西湖南高峰……”

塔砖拓片

杭州建南高峰塔，僧侣缘何赴衢州一带募捐呢？无他，仅四字而已——“龙游商帮”。所谓龙游商帮，即是衢州府商人集团的统称，包括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西安(今衔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5]龙游帮何时出现无从追起，据说北宋时，杭州城里多家著名书铺，以及各级官府私家的刻书铺所用藤纸大多产于龙游。藤纸制造业的发展，造就了诸如“财雄衢常二郡”的朱世荣等一批富商。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修建了东起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的修建给龙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龙游商人借此机会将木材等产品运到杭州销售，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明朝初年，龙游商帮在徽商与晋商争锋的狭缝中毅然崛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明朝中期，龙游县从商与务农的人数几乎相当，嘉靖《衢州府志》载“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之说。到清朝中期，龙游县从商人数甚至超过了务农人数，乾隆《龙游县志》载“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商贾辐辏的直接结果就是巨大的财富堆积。这估计就是僧侣们跋山涉水也要来此募捐的缘由吧。

（三）记号类

记号类铭文表示砖置放的方式及数量，此次仅发现一件，模印“平十”二字。虽然此次南高峰塔的考古发掘只发现一件，然而记号类铭文在古砖中比较常见。

“平十”塔砖拓片

2011年6月～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余杭区闲林镇小横山上的百余座南朝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带有记号的铭文砖。有“方”字、“刀”字、“急”字、“足”字、“斧”字、“宽”字、“坾”字或“宁”字、“门”字、“出”字、“建”字、“副”字、“头”字等十三类，分别用于墓葬封门、甬道和墓室等部位的砌筑。模印文字数量有一字、两字、三字、四字、五字等几种，以两字、三字常见。

砖文基本为楷书，有正书和反书两种，反书占的数量稍多一些。文字的分类和命名是按照数字顺序、大中小类、同类字笔画的增减以及相对位置等规则而定。如“方”字类砖主要用于墓室直壁以下的平砌层；“刀”字类一般为横楔砖，多施用于封门券顶上或墓室券顶两侧壁；“急”字类一般为纵楔砖；“足”字砖一般砌于墓室北壁顺砖层；“斧”字类砖指各种规格的梯形砖，主要施用于墓室主券顶或甬道券顶丁砖层。[6]

（四）其他类

所谓其他，就是不知道归类。有三块塔砖，因残缺较甚，无法释读铭文的完整意思，难以归入上述类别。如“……云从”、“……明修……”、“善”。

“云从”铭文塔砖拓片

《汉语典故大辞典》中对“云从”是这样解释的：“《诗·齐风·敝笱》：‘齐子归止，其从如云。’”后以“云从”称随从众多。南朝宋颜延之《又释何衡阳(达性沦)》：“连国云从，宏论风行。”虽不知云从之前铭文为何，估计总归是为表示佛教的群众基础较好，信众立场坚定云云。

“明修”铭文塔砖拓片

“……明修……”前后都缺内容，初始之意不敢妄言，可能性实在很多。

“善”字铭文大约表明了喜捨人向善、从善与行善之心意。

26块塔砖，数量不多，故事却不少。它们凝结了千百年的智慧和超凡，浓缩了宗教与现世的琐碎繁杂。在峰顶的参天古木与婆娑绿阴之间，一直静默不语，一直一心向善。不论黄卷青灯是否存在，依旧坚定的行修风雅。

参考文献：

[1] 张驭寰著《古建筑勘查与探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06月第1版,第197页。

[2]释宗真著：《延庆观宗讲寺志》，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10，第47页。

[3]（民国）余绍宋纂修：《龙游县志》第三册，民国十四年刊本，第31页。

[4]牛汝辰编《中国地名掌故词典》,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02,第148-149页。

[5]陈阿兴，徐德云主编,中国商帮,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01,第114页。

[6] 刘卫鹏：《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墓砖文字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

作者：孙媛

作者单位：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