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23日电（袁思陶 伊媛）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此，新华网文化频道采访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请他对《意见》进行解读。

新华文化：《意见》明确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到2025年和2035年两个阶段将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与认识？

潘鲁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传统手工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五部分，之前称之谓“民间创作。有关表述更多是从保护和传承角度的工作概念即从保护的角度的范畴界定。在我国，“文化遗产”作为工作概念和学术概念并存。特别是21世纪以来，相关概念和保护意识逐渐普及。

当前，《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及实践层面进一步做出规范和指导。我们要增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深刻认识包括民间节庆活动、人生礼仪、民间工艺及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方式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僵化的遗留物，而是祖祖辈辈日常生活形态的累积，内在的意义和境界追求、外在的礼仪、符号等维系着人们心中的共识、意义和秩序，是当代生活和文化发展的一种人文基础。

《意见》就2025年和2035年两个阶段设定主要目标，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文化与经济社会整体关系的综合把握。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包含内在的时间因素，既是民间文化历史的积淀和传承，也是当下的认识和保护，更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的存在，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也包含一系列管理、政策、法规等有关内容；其传承与发展涉及具体的价值认定、应用技术等。分阶段设定目标，正是体现这样一种基于内涵和发展全局的把握。

同时，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是种子，需要孕育、生长而成繁荣生态；文化是家园，需要全社会共同地维系和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植根中国文化，不断从历史维度探根索源、观流识变，对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阐释、做好传播和传承；不断从空间维度对各地、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象、符号、技艺等进行分析，把握其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律性的核心，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现在到2025、2035，使之成为活着的文化，滋养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新华文化：《意见》明确指出，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您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以您过往的工作经验出发，对此有哪些建议？

潘鲁生：在工业化、市场化等发展过程中，如传统民间文艺传统文化艺术的自发性传承遇到一些困难，包括手艺传承人存量有限，传承人群存在老龄化问题，传统的师徒传承、家族代际传承虽在延续，但由于家庭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非稳定性影响，存在发展瓶颈。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也在于维系中华造物文脉等传承的特殊群体。

从民间文艺保护传承的角度看，我们建议进一步分层分类完善保护制度。比如在“年龄-从业年限-资助激励”的模型中进一步架构认定标准，分类认定、分类保护、分类奖励，形成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链”，最大化释放传承活力和实现可持续传承。充分考虑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 “民间传人-民间大家-民间国宝”的“传承链”，强化分类认定、激励机制，颁发代表不同层级传承人身份的认证书，起到保护立档的作用，并发挥挖掘发现、鼓励发展的影响，使认定与激励机制成为促进民间传承人、传承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此外，除了对于那些身怀绝技和艺能的艺人（包括家族代际传承人群）应加大保护力度之外，还要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新生的传承力量。从挖掘新兴传承人群角度看，乡村接受基础教育群体、返乡下乡人员、扶贫致富对象以及城市院校青年学生、城市创意者、电商化匠人等，都可以发展为重点传承对象。目前，这些群体投身民间工艺传承的主动性和发展规模正呈上升态势。比如民间工艺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慢节奏”生活，自由创意力以及“互联网+”带动的定制量产与商业模式创新等因素，正推动青年群体成为当代工艺师的生力军。虽然青年人从事传统工艺还属小众，但这些“90后”“00后”青年群体给传统技艺带来的不仅是传承的新生力量，还有很多新观念、新技术、新模式，这些都潜藏着让传统手工艺焕发生机的新动能。另外，手工艺传承还应重视女性群体。从我国历史看，无论是养蚕栽棉、纺纱织布，还是编筐织网、缝衣置服，可以说，正是妇女对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坚守与传承，才成就了衣食住行用等中国的日常生活图景。妇女在中国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生产生活角色以及所传递的人文信息，决定了民间工艺传承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及性。因此，当前乡村和城镇中的广大妇女应是传统工艺得以传承的重要力量。

新华文化：您提到了对青年群体培养的重要性。《意见》也指出，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您认为，当前在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方面，还有哪些着力点？

潘鲁生：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深入持续地培养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都具有久远的历史、广泛的内容、复杂深厚的社会关联性以及文化转型过程中现实存续的迫切问题，并富有民族文化“源”与“流”的内涵，与传承涵养民族文化创造力密切相关。因此，在“新文科”建设布局中给予其学科的独立性，改变既往分割、附属的设置格局，从而进一步构建其完善的学科体系，展开符合学理并对接现实需求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极具必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冠之以“学”，就在于突破现象的、个别的层面，上升到从中国基础和特色出发的理论的、普遍的层面，以学术之所求服务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具体建议以教材建设为抓手，对文化遗产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建设。当前，文化遗产学教材编辑出版具备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对国内文化遗产教育所需教材进行学术规范、统一规划就愈显迫切。综合文化遗产学所涉及知识领域、社会应用以及当前各高校教学现状，相关教材应包括三部分：一是《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类型学》《中国传统工艺综述》《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等学理系列教材，二是《文化遗产田野调研方法》《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方法》等研究方法论系列教材，三是按照文化遗产的类型编写《传统中医药技艺》《传统营造技艺》《传统编织技艺》《传统髹漆技艺》等个案与应用系列教材。

建议开展“超学科”学术研究，构建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新文科建设强调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新工科建设主要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开展。无论是新文科，还是新工科，均要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新需求的产生、新国情的要求。除自身完整的知识体系探索之外，文化遗产学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知识生长链条，以及联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必然存在着诸多未达成共识的文化理念和学术争鸣，这就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业务技能，需要打破思维僵化、知识老化、结构固化的学术局限，实现知识领域与艺术门类间的融会贯通，加强对思想智慧、工巧智慧、口传智慧、复杂生理心理整合以及艺术生产消费全链条的开发研究。因此，文化遗产学需要学科交叉的发展理念，但绝不是各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从文化传承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发展中呈现的人才需求角度，从学科发展的全局出发，科学、理性地重新建构知识体系。文化遗产学面对的不是单一对象，而是一个开放、综合、动态的文化生态和科研体系。除田野调研外，打破传统学科分野，通盘使用考古、文保、建筑、规划、园林、环境、材料、化学、地理、统计等学科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形成契合本学科特质的视角多元、思维复合的新型研究范式，在学科交叉视角下构建这一体现中国传统的“最古老的事业，最年轻的学科”。

新华文化：您前面在谈及“民间文艺保护传承”时，强调了“分类认定、分类保护、分类奖励”。《意见》中也提出了“加强分类保护”。众所周知，民间文艺形式多样，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从这个角度看，您认为“加强分类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哪些意义？

潘鲁生：《意见》提出加强分类保护，不仅就民间文学、民间工艺、传统节日及民俗活动做出了划分，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保护与发展方略，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仅就传统工艺来说，就具有内在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方向，比如具有继承性特点的民间工艺可派生出诸如场地、流程、工艺、工具、实物等集合而成的、具有“平民遗产”功能的旅游性质景观，使审美、体验、品味等非必需的产物转变成可展示、可体验、可衡量并能覆盖社会生活大部分领域的价值。具有从属性特点的传统工艺可派生出因生活需求所制作生产的产品实物，包括从初级产品到中间产品，再到终端产品的链状产品线，蕴含着美学、再生、创新、附加值、生态和多边衍生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还有民间工艺丰富的文化IP、技艺和材料，是传统内容转向当代生活的巨大资源宝库，也是创意设计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特点，可派生出提升创作水平和风尚引领的跨界、概念、身份性以及公共性等多元艺术价值。此外，具有资产性特点的传统工艺可派生出显示艺人及其作品个性的技能艺能、品质、价值、思想、品牌等无形资产产权价值。对于以青年创意阶层为主体的城市手工艺而言，保持原汁原味的继承，并敢于通过技术和创意突破传统逻辑，提高民间工艺的精工、创意和国际开拓能力；摆脱贴牌多而自有品牌少；摆脱规模大品牌小且缺乏内涵以及摆脱低质低价等认知与接受问题等，都是城市民间手工艺面临的重要挑战，所以加强分类保护极具必要性。

比如，在落实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强民间文艺的原生态、衍生态认定，促进多元发展。对于具有鲜明民族历史文化特色但处于濒危困境的传统民间文艺的传承与活化，加强文化生态基础研究，制定保护与传承措施，从丰富中华传统民艺存量、续存民艺母本、保持民艺多样性的意义上，促进濒危传统民艺的活化与发展。对于与传统民间习俗和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有助于加深民族文化认同、增进文化凝聚、有助于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传统民间文艺，要从文化建设意义上加以倡导和扶持发展，丰富文化生活，增强民间文化创造力，延续匠心文脉。对于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好的传承与生产基础并有望拓宽发展空间的传统民艺，要进一步丰富题材和品种，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培育知名品牌，提高传统工艺等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从业者收入，提高对城乡创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促进传统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社会发展，生活变迁，人民大众对文化的创造不会中断，关键是对几千年积淀的美与智慧有自觉地认识和持续地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在于提升全民族对于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认识和实践的层次。文化靠积累，积累起来的文化要充分发扬和利用。新时代，文化艺术必将升华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