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知产司法保护的“杭州方案”
“诉讼救济具有滞后性，‘先行判决+临时禁令’的救济模式可以有效改善这一状况。正如本案，我们做出让被告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同时搭配临时禁令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原告的损失。”谈起这起全国首例的“先行判决+临时禁令”案，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副庭长张书青仍记忆犹新。
在当下，网络游戏带来的效益非常可观。而作为某大型网页游戏的著作权人——杭州某游戏公司却意外发现自己的游戏出现在了手机端上，虽经重新包装，也更改了游戏名字，但其基本表达几乎复制了某大型网页游戏，可以说是“李逵”与“李鬼”的区别。为此，杭州某游戏公司联合发行运营公司将“李鬼”苏州某游戏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3000万元。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的侵权类型不断增多，尤其一些民营企业，往往会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触犯了界限。如本案中，原告的游戏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被告游戏与原告游戏是否近似，如果侵权成立，那么多拖延一天，原告的损失就会多很多，损失怎么计算都是问题。”
作为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张书青明白，这样一起侵权案涉及法律漏洞的填补、经济学的计算等多方面问题，慢慢审查显然是不合适的。
于是，在迅速对侵权认定部分进行审查后，2019年4月26日，杭州知识产权法庭作出先行判决，判令被告公司立即停止侵权。
解决定性问题后，张书青继续对本案定量部分进行审理，发出了十数道调查令调取侵权游戏的流水数据，并作出书证提交命令，裁定责令被告自行提供流水等收入数据。被告公司自行提交的数据显示，在法院认定的侵权期间内，其运营的游戏总流水金额达9300万余元，扣除渠道分成及税之后的收入金额达4700万余元。
以该金额为初步依据，综合考虑被告公司开发运营手机端游戏所支出的授权成本、推广成本、人工成本、维护成本等，结合原告游戏的独创性表达在被告游戏中所占比例，及其对被告公司利润的贡献率等因素，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最终确定了1000万元的判赔金额。因先行判决生效后，被告公司还在持续运营涉案手游，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据此对被告作出罚款100万元的决定。
“网络游戏的生命周期短暂，审判这样的案子，及时停止侵权是权利人最普遍的诉求，但由于判赔金额需要审计，工作量巨大，前前后后耗时较长，因此，我们需要做到及时救济，这既是服务民营企业，也是在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开道清障’就是最好的司法实践。”张书青坦言说。
和杭州互联网法院一样，这个钱塘江畔的杭州知识产权法庭也是一个刚满3周岁的“新”法庭。自2017年9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后，杭州知识产权法庭跨区域管辖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6市的知识产权案件，三年来已受理案件总计11051件，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921件，这支47人的团队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每天有超过30个新发明在杭州诞生。对这句话最有感触的，莫过于身处审判一线的法官们：从2013年到2016年，杭州两级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从最初的300件到突破万件，到2019年已经到达15653件。其中，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审结的案件，几乎覆盖了所有涉知识产权的市场竞争行为。
知识产权纠纷的几何式增长，也折射了杭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
除了立足杭州，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的审判尺也面向了世界。为许多人熟知的英国家用电器品牌“戴森”就曾在这里拿到了专利侵权纠纷案的胜诉判决，“涉案的只是一只吹风机，却彰显了杭州知识产权保护的大格局”。
民营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生力军，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没有休止符。说到底，只有将公平正义落到实处，才能让企业家感到真正的安全，让他们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在杭州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正为经济市场“正本清源”，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为全国乃至全球贡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杭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