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城市大脑会成为未来城市的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是发展资源、计算能力是新的发展力。”近日召开的以“数智城市：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为主题的2021城市大脑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总架构师王坚重申了这个观点。

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数据风险治理体系如何构建？人与技术、人与城市是什么关系？在研讨会上，知名专家学者齐聚浙大城市学院，分享学理知识与社会前沿观点，对城市大脑提出各种维度的提示和思考，探讨数智城市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创新意义。

解析：人民城市为人民

城市大脑是什么？智能交通、便捷泊车、舒心就医、“30秒入住”、“20秒入园”……在杭州，城市大脑是为城市生活打造的一个数字化界面。

王坚常常在各种场合诠释这个词：“一个自然的逻辑和趋势是，全球城市发展到今天，需要引进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城市大脑’。中国在人类城市发展上，能够贡献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这很难得。”王坚说，“今天的城市，是被极其碎片化的，城市里的各种功能各司其职。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让整个城市成为一个整体。城市大脑就是这个机制。城市大脑的出现是城市的进化造成的，某种意义上跟技术无关。”

同样的问题，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与安全处处长齐同军也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城市大脑是市域数字化改革的最佳实践，它把我们所有市域的工作全面整合在一起，在一个城市，不管分五大领域还是合在一起，最终都可以变成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如何做强做优城市大脑？“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城市大脑包括数字化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城市大脑研究院副院长陈观林从SERVICE这个单词七个字母，全领域、全链条、全场景概括了城市大脑的七个要素（S代表应用场景，E是设计评价体系 ，R是建立法规标准，V是探索价值创新，I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C是协同治理，E是打造生态系统），这样的模式能更好地服务城市、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群众。

数字化改革不是简单地等同于信息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流程再造和制度重塑是如何发生的？“改革是需要成本的。”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章琪举了一个“先离场、后付费”的施行带动商圈经济的例子，在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先接受了“先离场、后付费”的模式，这是要付出一部分改革的成本的。但正因为此前已经有了市场红利，所以在做此项改革的时候，人们愿意从增量里面拿出一部分进行改革，来支付覆盖改革的成本，这是一种启发。

章琪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因为城市的供给和需求失衡。数据治理像一个收纳盒，在某个固定的时空里面，把冗余通通归位，解决了资源归位、供需对接这些问题。

隐忧：如何使技术向善

如何让技术有温度

利用最新的数字信息技术，打破信息鸿沟，唤醒“沉睡”数据……数字赋能城市治理，治理是目的，数字化是关键利器。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科技、数据的利用，也会带来一些隐忧。如何使技术向善，如何有温度，这是目前亟须探讨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罗卫东认为，城市整个作为一个形态和文明的存在，在整个演化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灾害，但它还是靠人的力量建起来了，这些经历也是一个修补bug的过程。在灾难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人性的闪光点，可以看到，城市文明是靠人性和技术这两个共同来构建的东西，这两者是很重要的“两条腿”，未来城市也要在这两个方向来进行匹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接过话题，“数字化进程以来，人类好像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常态下哪个环节都很好，但是一旦哪个环节出个小毛病，代价却非常大。因此，对于城市大脑而言，把系统的可靠性做大、做强非常重要。可靠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走这条路非常快、非常好，但是不能光只有一条路，万一这条路有意外，其他路也可以到达这个目标。”

“当代的信任，不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体信任，而是应该建立在科学制度基础上的信任。”作为法律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申卫星围绕着数据，提出了“灵魂三问”：数据是什么，数据从哪里来，数据到哪里去、如何用。

他认为，城市的数据，跟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劳动要素，如何从过去的资源变成要素，变成一个未来的资产，也面临着像土地一样的要素市场化、要素集约化的过程。当下的数据应该说不是不多，而是多而散乱，如何让散乱在不同主体当中的数据形成一个集约化的利用，这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所以必须建立新的数据利用的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数据基础上可信任的数据利用环境，在尊重公平不歧视的原则下，实现数据的共享。

关系：人、城市和技术

一个智慧的城市，她的使命在于打通技术的壁垒，链接人与技术。

“此智能非彼智能”是云栖工程院首席科学家黎珍辉带来的关键词，她用很多例子很生动地阐述了从技术角度出发的人工智能，与从城市治理角度提到的城市智能，不是完全一回事。她认为，人工智能与城市智能的区别在于，人工智能解决的是人能解决的问题，城市智能从第一天，解决的就是人解决不了的城市问题。“我认为城市智能最大的一个命题是：有没有可能用今天10%的资源支撑今天城市的发展？有没有可能用10%的路就能跑30万辆的车，用10%的停车场就能停我们所有的车。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也是人类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黎珍辉说。

“在使用过程中，有些问题恰恰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没有被真正用起来，或者没有被用好。” 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提出，“基层只是执行者”是一个误区，他说：“基层不是‘手脚’，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候，基层才是‘大脑’。当基层肉眼只能看到局部，不知道全部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就要向基层赋能，让他能做决定。”

“城市大脑的作用是赋能城市治理，但不能取代。” 中科院计算所数字经济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楚良提出自己的观点：技术只是一个赋能者，不是一个决策者。城市大脑是一个设施，它用它的中枢、应用场景和数字驾驶舱，来对这些原创的数据经过分析，产生原生数据以后，为城市治理者提供一个决策的依据。

那么，城市大脑研究院，研究的对象是“城市大脑”这带引号的这四个字本身，还是研究我们的城市治理？

“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生活，如何让人民更幸福？”罗卫东回应了这个问题，技术进步、城市形态扩张的大背景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城市大脑研究院，致力于把城市当总体，全面动员各学科力量来研究其发展及发展背后的逻辑，同时又不违背专业性。同时，培养出的学生有一种真正的深度、高度和宽度来服务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