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 9月1日本周三，除个别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都正常开学了。今年的新学期有些特别，老师、家长、学生、培训机构，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中央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最后会怎样落地？
开学之前，更有一系列措施细则接连出台，比如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节假日、寒暑假不允许校外培训，校长、教师轮岗等等，政策的密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双减”为何会成为关键词？
它将给学生带来哪些改变？
我们的义务教育
会借此走上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吗？
孩子放学了，家长还没下班？双减政策如何保持高水准落实
早上六点半便有老师到校，六点四十分到八点左右，无论住得远近，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在家长陪同下到校。家长们告诉记者，由于良好作息，双减之下，不早于8:20的上课时间对孩子睡眠时长影响不大。相比于睡眠，校长吴建民更看重的是，孩子们以往在校的学习生活方式，是否要因为政策而改变很多。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至少在六年前我们也在想，像一年级的小同学，字还认得不全，他要入学的时候，手部的小肌肉群还没发育好，你要让他写过多的字，他有时候跟画出来的一样。纸面考试对他一定是有难度，这也是困惑了很久的事情。所以我们曾经就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曾经的一个活动，叫作“带我的朋友游师大”，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学校，了解我们的社区。比如第一站进超市，超市里面我们就说给你一个限定，比如有10块钱，你们一组有4个小同学，我们要给大家每人都买一个礼物。买什么样的礼物，你要学会去解决问题。到了二年级写字比较多了，掌握的字词也多了，能不能做一个手工书制作，自己编个故事写本书，把所有学过的字词要用在里头，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作业一样，它就有意思了。
“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也“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这正暗合了吴建民多年的探索，也呼应着他提供的一份2015年海淀区某课程计划中有关作业的表述。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且在校内完成，该年级段每学期只有一次期末考试。无作业或者少作业与少考试，如何评价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学校没少想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这次双减实际上看似减，实际上在学校里面是要提高效率和质量，学校的要求里面就已经提出了要对作业进行重新设计。
单一学科或跨学科一定要与实践结合，这是吴建民极为看重的学习过程中的质量监控。而“双减”中，从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的“课后服务”是抓学习的另一道保险杠。因为这部分时间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写完作业，同时可请老师答疑解惑等。而这一时间分配，是吴建民认为学校唯一需要增加和改变的东西。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课后服务也不是今年刚提出来的，实际上前几年已经都讲了。原来的3:30放学之后，每天都有几十个兴趣小组社团活动，孩子们是自选，就跟这次一样，我们现在引进的抖空竹、美术，还有像一年级的尤克里里。我们今年这个学期，从下周一开始的兴趣小组，比上个学期每天增加了将近10个以上的项目。
当然这少不了至少一小时的体育锻炼，这些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填补了原本曾花在学科辅导班上的时间，住得近的家长也不必早早接孩子放学。吴建民还发现，老师们从一大早上班到五点半下班，比往常似乎更累，教研备课时间缩短。
同样的，政策实施初期，如果一年级学生一开始就挨到下午五点半，体力消耗、想家等问题都需要及时解决。
对此，吴建民觉得，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家长，只有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双减”政策才能保持高水准落实。事实上，政策的施行给这些问题解决提供了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吴建民：按照市区文件也是基本的一个精神，家长如果有特殊的需要，可以请假下午四点半离开，也是考虑了大家都自愿的选择。比如说请一个学期，就一个请假条，因为长期请假需要学校来批，如果临时请假，就让班主任批，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开学首日，一条新闻在北京的家长中间广泛流传：东城区“最牛小学”的校长，正式到辖区内的一所普通小学轮岗。同在这一天，东城区和密云区的一些中小学，也迎来了首批轮岗的校长和老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原学校的骨干力量，具有丰富的管理和教学经验。根据北京市安排，今年年底前，还会再有六个区加入进来。校长、教师轮岗，目的是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使教育更为均衡。老师走上了新讲台，学生迎来了新面孔，他们之间互相适应吗？新的课堂又会发生哪些改变？
“共享名师”真的来了
周群，是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语文特级教师。新学期，有着三十年教龄的她，以骨干教师的身份，来到北京前门外国语学校交流轮岗。本节课是她在新讲台上的第一节课。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我一直会强调学情，到具体的教学实操层面之间必须放大考虑的是学情。所以我是有经验的老师，我有很多现成的方案，在教学当中其实现在每一天的教学设计都有动态的，我可能三天前就设计完了，我到昨天接触完了学生，我到今天早上、昨天晚上都作临时性的调整。
北京此次提出，干部教师的交流要以最基本的教育周期为单位。周群也将在轮岗校完整开展一学年的教学。不以“过客”的心理轮岗，周群只能在充分掌握学生情况的前提下开展教学。除教学之外，她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带教年轻老师。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我对我自己的期待，说要把这三个徒弟带一年，我会跟青年教师提要求，从我带着你做，到我指点你做，到你自己独立做。跟老师开诚布公谈的时候也是说，我最担心的是大家不问我问题。我说那我就没有作用了，我光教两个班，我光跟几个孩子说，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发挥的最大作用，我最怕的就是你们不问我，我就跟老师们都已经表达这个意思了。并不是说拆了东墙补西墙，你把高的给挖掉了去填坑，然后去造成一种表象上的公平，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于轮岗，周群想最大限度发挥她的作用，利用其工作经验给新学校尽可能带来一些改变。但与此同时，新学校能否接纳和配合，也成为了前去轮岗的骨干教师最开始担心的问题。
北京前门外国语学校校长 杨梅：我认为虽然是外国语学校，相对来讲，孩子的语文水平，还有我们语文教学方法一直有待于提高。所以这次周群老师能够派到前门外国语学校，也是我们学生的一个福气，也是学校语文教学水平提升的希望。
事实上，北京此次轮岗考虑到了流转学校的需求，更关注骨干教师能在学科组、年级组层面上如何发挥作用。周群的到来，恰好让亟待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的前门外国语学校看到了机会。
北京前门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长 曲文芳：我们老教研组长退休了，然后我是去年十月份刚接过来，也算是一个新手。周老师做教研组长也做过十几年了，特别老道，我们也好好地跟她学学教研组长怎么做。
在一定时间内更换工作地点，对老师的个人生活而言，势必会造成影响。此次主要是区域内轮岗流动，对于周群个人而言，已经让生活的不便尽可能降低，但如何与新同事尽快磨合、适应，才真正考验着她的工作能力。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能够思想上和大家都有一种共通，我尊重大家，我也不会指手画脚。那谁不愿意让自己做一个升级版的老师对吧？你把定位说清楚了，我总觉得老师也是有觉悟的。
为了尽快认识新同学，周群和同学们互写了一封信。
北京市东城区首批交流轮岗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 周群：孩子们都愿意自己有一个好老师，愿意有一个自己的引路人，特别朴实的愿望，所以我自己的观念上就有变化。我曾经也担心过，就是说如果都流动起来了，一所学校他自己的特色怎么保持。我在景山学校到今年是30年，我也是对学校充满了感情的。实际上我的观念就是在于，从原先关注自己学校的教育，到关注不光是区域的教育，而是关注教育本身，是不是应该有公平教育，这是肯定的。我就要去想，我能够为公平教育做到什么？
国家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工作，已经有21年了。最初的十几年，减负主要还是针对来自校内的课业压力。但到了2018年，也就是3年前，校外培训机构和家庭的压力被纳入了进来。此次“双减”更是直接将校外培训单独列为重要的一环。据统计，我国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培训机构远超我国的小学规模。“课内减负，课外加负”，是什么催生了如此庞大的需求？本该快乐成长的小学时代，为什么压力重重呢？
义务教育回归基本价值：公平、非选择性、非淘汰性
某省级重点小学教师：以往三四五年级，每一学年会有一个全区的质量抽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调考、合格率和优良率。如果说达不到相应的标准，就会影响学校的绩效评价，41个人的班只能允许有一个不及格，如果达不到，相当于我们拖了学校后腿，那是比较严重的。调考期间，练习量肯定是大于平常。
提起考试，可能不少学生就会立刻感到沉甸甸的压力，眉头紧皱。新学期刚开始，教育部就发来通知，要大幅缩减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次数。今后，除了初三年级外，其余年级都不得再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周考、月考、单元考、随堂测验，也被明令禁止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义务教育阶段降低考试的比重，这是必须的。天天围绕着考试学，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的厌学，现在小学生的厌学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这就完全违反了教育的本意。小学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身心健康。他还要学十几年，你在小学的时候，就把他打倒了。孩子的成熟和成长是时间不一的，就像花开的季节各不相同，教育需要有一个宽容，需要有一种等待。
杨东平是国务院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参与过多项国家重大教育决策和改革的论证评议。多年来，他一直呼吁，义务教育要回归基本价值。作为面向全民的基础性保障教育，义务教育必须是公平的、非选择性的和非淘汰性的。但由于学校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为取得一所更强学校的入学资格，学区房、掐尖儿考试，许多本该属于成人世界的激烈竞争，过早挤进了孩子们的世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家门口的好学校，而不是说每个学区有一两所“好”学校，有三四所“差”学校，比如说什么“菜场小学”，让家长就不得不择校，家长就不淡定，所以它不能分成三六九等。
我国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存在差异，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建国初期，为快速给工业化输送专业人才，各地都确定了一些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中小学校，集中培优。迈入义务教育阶段以后，作为地方发展教育的政绩代表，重点学校换了一种叫法继续存在。“示范学校”“明星学校”“新优质学校”，它们硬件更好，经费更为充裕。最重要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云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老师不仅仅是来上班的问题，他的社会保障福利等，都在这可能要比普通的学校要高很多，这也就影响了教师的流动。但在像比如日本、韩国为什么教育均衡不存在问题？教师都是公务员，待遇是一样的，你到城市到农村的，排到你这个级别的公务员都是这个待遇，所以这还是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的义务教育长期以来还存在过于注重学生课业表现的倾向。“双减”拉下急刹车后，体育、艺术，特别是关注孩子人格成长，社会交往的课程明显提高了比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九年义务教育，究竟要给学生提供什么？是不是只有能够升学的学生才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不能升学的学生，教育对他是毫无用处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本周，各地的“双减”措施都特别强调，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当清晰的家校边界划分出来之后，家长也应该从老师的课业“助教”，回到家庭教育应有的位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其实我们的“独木桥”已经变成“立交桥”了，家长就要有更大的宽容心，更大的格局和视野。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考试之外的东西，就是他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特质和爱好，怎么来培养和发展。
我们正在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等到孩子长大进入社会时，我们很多熟悉的岗位和职业会消失，而同时又有很多具有挑战性的新领域出现，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最好的准备是让孩子能够形成自己的个性形成他的内驱力，通过一个主动的自我来应对不确定的变化，而不是你现在要规定他这样，只能这样不能那样，那是没用的。
我们围绕教育谈论了很多减法。一定有不少家长担心，“双减”会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学得少，变得不够聪明？或者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因此放弃了努力，最终考试时又是自己吃亏？其实这样的心态背后，更多还是对分数的迷信和迷恋。
一个人的成功，应该是他步入成年之后，能发现自己的乐趣，有他的个性发展，有健康的体魄，对生活和事业抱有热情，而不仅仅是高考多少分，读什么样的大学。或许，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然后勇敢地把童年还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