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纠纷打官司，是不少人的第一反应。然而，案件多导致诉讼通道“堵”，不仅消耗精力和成本，还往往“赢了官司，伤了和气”。
全面小康，群众的烦心事必须先解决。在2019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推动诉源治理、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杭州蹄疾步稳，初展芳华。
化解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
2019年9月，桐庐一家制笔厂的管理者王强（化名），因对同在厂里工作的妻子的加班工资有疑义，找厂长大闹了一场，没想到突发脑溢血倒地，被紧急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王强家属情绪异常激动，称要找厂长麻烦。但厂长认为整个过程中自己没过错，有视频为证，拒绝赔偿。
气氛一下子非常紧张。分水镇司法所第一时间介入，并邀请各方联动参与。法院法官从法律角度详细解释分析，村调解员、乡司法所工作人员从情理角度劝说双方冷静协商，派出所民警就纠纷不涉嫌刑事犯罪作了说明，县检察院检察官全程进行监督。杭州市（桐庐县）制笔行业协会调解委员会也派员参与调解。
有法理的支撑，有行业“娘家人”的理解，有监督也有温情。一个多星期反复工作后，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纠纷未经诉讼程序就画上圆满句号。
类似事件也发生在老邓身上。家住余杭的老邓被拖欠了约2万元的工程款，一直追讨不到，想打官司又怕费时费力。经人推荐，他走进了余杭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信访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现场，人民调解员、律师和劳动仲裁员等为他调解，短短一个多小时，老邓的烦心事就化解了，他当场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程款。“没想到跑一个地方就解决了，真的很方便。”老邓感慨道。
中央有部署、省市有要求、群众有需求，杭州见行动。近年来，杭州大力建设多元、分层、递进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区县（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治理中心（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建设和推进智慧治理为主抓手，推动多数纠纷以非诉讼方式及时就地解决、少量诉讼通过调解和速裁程序快速解决、疑难案件通过精细化审判解决。
目前，杭州所有区（县、市）全面建成启用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成为浙江省首个全域覆盖县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城市。中心整合政法、司法、行政、信访等资源力量，吸收法律咨询、心理服务、行业性专业调委会、公共管理等相关部门（组织）力量进驻，变“多中心”为“一中心”，实现群众信访和矛盾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同时“一窗受理、一揽子调处、一条龙服务”。大批涉诉件在诉前得到有效化解，形成良好的信访生态。
纠纷解决漏斗效应逐渐显现
加强诉源化解，行业组织、行业协会是重要力量。
2019年10月17日，杭州律谐调解中心驻杭州中院调解工作室内，一场争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互不相让。经律师调解员六个小时耐心细致的调解劝说，最终，矛盾在现场得以化解，双方满意而归。这样的现象，对于律师周惠琴来说可谓是家常便饭。仅一个月，她就成功调解了三起合同纠纷案。如今，走进杭州各级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都能看到像周惠琴这样的律师调解员的身影。他们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以及参与司法审判的经验，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诉讼辅导，把大量案件化解在诉前。
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教授袁继红，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法院其实与医院很像。老百姓身体出了问题，拼命往大医院挤，医院就会‘爆棚’，医生问诊的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所以需要推行分级诊疗制度。法院同理，许多事情在走诉讼这一步前就可以解决，所以‘诉源治理’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和有力抓手。”
杭州通过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起包括信访手段在内的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行政调解等多元立体的解纷体系，其作用不仅是“治已病”，更要“治未病”，甚至“治欲病”。
为更好地“治已病”，杭州法院系统还强化纠纷化解的相关执行保障，做好调解与督促程序的衔接，通过支付令方式，为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效力尤其是强制执行力提供保障，真正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
事实上，在诉源治理领域，杭州还有很多实践探索。从萧山在镇街布局区级综合服务分中心（信访连锁超市），到富阳渌渚镇孝善平安工作室为村民的大事小情奔忙；从善解家事纠纷的“山花”帮帮团在临安“花开遍野”，到建德创新开展的“协会+社区+业委会”调解模式让物业纠纷立案数同比下降62.4%；从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到杭州15个律师调解工作室被授权可通过“挂牌接单”提供公益调解和市场化调解……“和解优先、非诉为主、诉讼兜底”的纠纷解决漏斗效应逐渐显现。
积极构建“大数据＋调解”机制
从法律咨询、评估向在线调解、在线公证、在线仲裁、在线诉讼层层递进……杭州注重运用新科技成果提升现代化的解纷能力，广泛开展在线调解工作，使矛盾纠纷不断被过滤和分流，最大限度地先行化解纠纷，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实现了政府搭台、多方联手、有效分流、合法管控的社会效果。
每年的“双11”之后，对阿里巴巴总部所在的余杭区来说，海量网络交易纠纷矛盾化解工作也是“压力山大”。好在有“法宝”——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消协调解和网络平台调解等于一身的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调解中心。
尤其是在重大网购活动前期，中心会提前介入，对交易平台进行促销活动规则的审核和指导，提前预防新促销产生系列纠纷矛盾，并充分利用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开展互动式在线普法，督促商家自律和规范经营；同时，强化预警监测，为精准“网调”奠定基础。
网络的搭建和运行，让源头化解矛盾更显智慧和温度。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调解中心只是一个缩影。杭州积极构建的“大数据+调解”机制，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在线调解服务，充分发挥分层过滤、诉前化解作用。
ODR平台（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更是汇聚了全省各条线、各个行业的优质解纷资源，依托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实现“在线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功能。
杭州的“诉源治理”新模式还在继续探索。去年6月，杭州高新区（滨江）“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在矛盾纠纷化解领域引入了“健康绿码”概念，参考国际通行的突发事件颜色预警机制，将黄、橙、蓝、红、绿五色“调解码”融入纠纷化解过程，区分纠纷分流路径，记录纠纷化解信息，犹如一册电子卷宗。该平台设置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解纷二维码”，通过申请端的开放，让公众遇到矛盾纠纷时，无须到法院立案，即可进入“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进行网上调解，实现“有矛盾，扫一扫，‘码’上调，解烦恼”。
杭州，正以自己的姿态，展现“中国之治”的杭州探索，为“小康中国”贡献杭州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