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发：劳动力从土地中“溢出”
一、二产业相互促进
如果说马啸公社的包干制是一场为了“吃饱”的农村变革，那么在杭州另一边的萧山河上公社三联生产大队，发生的是另一种为了“吃好”的化学反应。
三联生产大队由大坞村、桥头黄村、庾青村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大坞村是县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曾经发生过把农民偷偷种在地里以备饥荒的红薯、南瓜统统拔掉的事。
“70年代，我们生产队的条件是周围几个生产队中最好的。”今年73岁的楼苗信，当时是三联生产大队大队长。这个“最好”的情况是：三个村一共1200多人，只有400多亩薄田，“自己种的粮食，只够吃半年。”楼苗信说，“剩下半年靠的是国家下拨的粮票，不够再到黑市上去买点儿。”
所幸，这些天然对商业有着灵敏嗅觉的萧山人，在1975年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企业——萧山第二造纸厂。村里一半劳力每天赚的“工分”就来自这个造纸厂。这是一种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化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代表了一种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认可、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而这，也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因此，在其他地区或明或暗地劲吹“包产到户”之风时，他们似乎埋头于造纸厂的生产，直到1982年上半年。
“大概是1982年上半年，领导把我们叫去开会，传达了要包产到户的精神。”87岁的朱雪成，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意外，“以前做大集体，好不容易把土地集中在一起，现在怎么又要分掉？”尽管私下带着这些疑问，包产到户还是开始推行：干部先统一思想，然后丈量土地、逐个编号，核实每户人家的人口数。
田如何分？用的是最朴素原始的方式：抽签。
“当时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每块地所对应的号码，只有县里派来的一位监督员知道。所以能拿到哪一块地，全靠运气。”现任三联村党总支书记黄叶忠，当时只有14岁，靠给队里放牛赚工分。他记得当时抽签的情景：“有许多小纸片，上面写了号码，折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每家派一个代表，挨个到村里来抽签。我们家五口人分到了1亩地、18亩山。”
1982年上半年，400亩地分完了；1983年，1200亩山，也分完了。
按部就班地执行，意料之外的效果却接踵而来——
“造纸厂生产效率的提高尤为明显，大家想着把厂里的事情干完，回家干地里的活。”楼苗信回忆道，“以前，我们早晨9点太阳晒屁股了还没出工，11点就回家吃中饭了。包产到户后，早晨天一亮就下地干活去了。下午三四点造纸厂的工作结束后，还能去地里。常规品种的稻谷，从亩产500斤一跃到了亩产800斤。”
另一个意料之外是，进入制造业领域寻找生存机会的三联村人，观念更超前了。“家里的地不需要这么多人，但我们可以在厂里干出点名堂。”黄叶忠说的“名堂”在其后的几年完全体现出来：基于村造纸厂的经验，黄叶忠看到了差异化的商机——给村造纸厂生产出来的纸刷成彩色。
于是，他跳出了村社企业，开始自己单干，开了一家手工作坊，“那时我称之为‘红绿纸厂’。厂里一天能刷出7件产品，每件大约卖17-18元。”黄叶忠说，“一年以后，我们一家人的收入整体翻了一倍。”
收入的增长是成倍且正循环的。3年后，他用作坊赚来的1700元钱，给家里添置了一辆拖拉机，促进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到1986年，他们家已经一跃成为万元户，成为“先富起来”人群中的一员。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除了生产的积极性外，还萌生了投资的积极性。在土地缺乏而观念先进的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从土地中“溢出”，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现象从逻辑根源上也可以从包产到户的那个春天开始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