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城市空间已成为生物多样性未来保护培育的重要载体。

如何让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从竞争转向协调？昨天，在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平行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从守护大鸨到防鸟撞行动

公民科学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你听说过“公民科学”吗？这是一种非专业公众自愿参与的科研活动。它不仅能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培养社会与环境责任感，其成果还能为城市管理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论坛上，质兰基金会创始人兼秘书长张颖溢聚焦“以公民科学为手段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分享了基金会资助的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

北京市通州区有一片原生农田—河流—疏林—草地景观，这里是世界濒危物种大鸨在北京唯一的越冬地。

自2015年起，“爱鸟会”志愿者团体在此开展长期调查监测，发现这片区域为270多种鸟类提供栖息地，生态价值极高。

但由于地处城建区，常有市民在此放飞航模、越野车飙车、燃放烟花，对鸟类造成严重干扰。为了减少人为干扰，志愿者团队联合科学家开展科研工作，联动政府部门建立联合巡护模式，建立保护小区，为物种提供长期栖息地。同时，每年开展近百场自然教育科普活动，让居民意识到“大鸨可以没有北京，但北京离不开大鸨”。

如今，这片区域正面临新挑战，城市规划拟将其改造为泄洪区和湿地公园，但这样会彻底破坏大鸨的栖息地。志愿者、科学家正联合政府规划部门商议，探索既满足泄洪功能，又能为大鸨保留栖息地的双赢方案。

在鸟类保护的另一关键领域，张颖溢介绍了“防鸟撞行动网络”的实践成果。

全球每年有上亿只鸟类因撞击建筑死亡，这一跨机构合作网络旨在积累鸟撞相关知识并探索预防策略，以减少鸟撞事故并推动鸟类友好型城市建设。

目前该网络已推动186个城市的志愿者在春秋两季开展监测，累计7000余人参与。团队还发表了两篇科学论文，明确中国易发生鸟撞的建筑类型与环境，并推动红山动物园、北京林业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建筑进行防鸟撞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调查的志愿者中有不少来自自然教育机构的孩子，他们在网络中共享资源、互相学习、共同发声，成为城市生态保护的新生力量。

张颖溢认为，这些案例充分证明了公民科学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关键作用。面对机遇与挑战的并存，她呼吁，要尊重城市“荒野”的生态价值，保护本地濒危野生动植物。同时人类要平衡好发展的私心，留出与自然共存的空间。

以城市更新为抓手

多维度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城市生物多样性到底该如何保护？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董丽的观点是要以城市更新为抓手。

在昨天的论坛上，她指出当今全球面临双重危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显示，去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创下1850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

全球变暖的同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海平面上升导致滨海城市频发洪水；永久冻土解冻加剧温室效应……这些情况又会导致地球系统反馈失衡，加剧气候异常，形成恶性循环。“若照此变化，到本世纪末，北极熊可能就见不到了。”

再加上全球城市化进程快，大量自然系统的土地被开发为建设用地，越来越多人口住进城市，更加剧了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退化。

基于此，董丽强调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她表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能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更是履行全球生态责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

一个月前，我国发布《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走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这与董丽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董丽的构想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路径，应该是全社会、全域尺度、全过程、多维度协同，因此她提出“主体多层级、空间多尺度、营建全过程”的框架。

如何理解？主体多层级是指政府、专业人士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协同。“政府要在顶层设计、政策指引、法律法规完善、保障体系构建等方面起主导作用；专业人士是知识、理念、能力、材料、技术的提供者和建设者；公众作为城市的主人，则要提升保护意识与参与能力。”

而在空间层面，董丽认为需要从全球、区域到市域、口袋公园等不同尺度，构建完整生态格局。营建层面，则是要将保护理念贯穿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监护评估等全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