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消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电影导演贾樟柯接受中国之声记者专访时谈到了自己跟进十年的话题——职业病,呼吁将职业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以下为该段完整访谈内容：

当代表第四年，“我更自信了”

中国之声“代表”栏目从2018年开始，在每次会期分别专访包括贾樟柯在内的10位全国人大代表，记录他们的变化和思考。

2018年第一次赴会，贾樟柯面对这个新身份，用了“学习”这个词，给自己的表现打60分，那次大会他聚焦山西文化产业发展和电影人才培养；

2019年，他关注为盲人说电影的“无障碍电影”面临的版权障碍和导演、编剧在视听作品中的作者权及收益权；

2020年，他“镜头一摇”，转向电影产业之外的事：“扶助老年人享受数字化生活”。

这些关注，也获得越来越有效的回应：

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采纳了他“关于在著作权法中给予视听作品导演和编剧作者权及收益权”的议案；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他在朋友圈兴奋地转发——这正是他关于“扶助老年人享受数字化生活”的议案有了明显进展。

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他更欣喜地发现，“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被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现在回过头看，觉得自己作为代表，跟四年前相比有很大变化吗？

贾樟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更自信了。因为作为代表，怎么去履职，它是需要学习的。包括怎么去调研，怎么在众多的议题里面最终选择每一年要提出来的议案……它的迫切性，同时还有可行性是什么？

第一年当代表也没经验，有很多不可行的也提，我觉得是浪费了一次议案的机会。

到去年，作为代表那是我第三年，也是我最兴奋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去年的两会我提了一个议案，是《关于老年人数字生活扶助办法》。然后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的回复，说正在组织国家老龄委、卫健委等有关部委在研究解决方案。到去年后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老年人数字智慧生活扶助办法”（即《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银行，包括体委（体育总局），很多部委都同步颁发了这样一些具体措施。看着一个动议逐渐得到了重视、落实、解决，全社会调动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挺有幸福感的。因为确实好像出了一点力，同时也能看到社会改变和进步的这种力量。

各部委提出的具体的实施意见，我很欢欣鼓舞，就会转发。我觉得要有响应，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我们代表提出来的议案，部委有响应；部委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我们作为问题提出者也应该有呼应，要把自己的喜悦或者这种心情传达出去。

记者：从最先开始，可能更多的关注电影产业、文化产业，到现在视野如此开阔……在为本行业代言和替更多人发声之间，有过考虑吗？

贾樟柯：我倒没有这么去考虑问题。但是我有个人的一个总结，作为一个导演、编剧，我最主要的工作是从情感出发，捕捉社会的情况，这可以说是文化工作者的优势，我觉得应该保持这种敏感性。

但同时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呢？可能是科学精神不足，社会管理的知识经验不多。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做得挺开心，就是因为，我仍然是从情感、从感性出发去捕捉社会需要改变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提的老年扶助；但是怎么解决它，我们就多调研、多学习，补短板，尽量补充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包括法律层面的学习，然后做到从感情出发，但是又很严谨。

不能因为自己有科学知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短板就不敢去感受，不敢去提，不敢去想；同时也不能像当导演、编剧那样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也还得“有据可循”，有很严谨、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细致的调研。

这两年我觉得能够把它们结合到一起，觉得挺有劲。

记者：你会专门去做调研，还是会把它跟你的艺术创作活动结合在一起？

贾樟柯：其实就是捕捉。像去年提的老年问题，是因为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我母亲跟我们一起生活，一开始她出门没问题，因为她下楼打个车很方便。后来变成网络约车之后，她不会约车，老太太就很着急，“我出不了门，我都约不到车”。她后来只能坐公交，因为她不会用那个软件。

另外一方面，也有新闻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感情出发，我就开始调研。

我们当时是去了北京南城的一个大社区，在社区的帮助下跟很多老年人座谈，他们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来又回到太原，因为一线城市是这个情况，省会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它还需要有一个城市差异性的调研。通过这些调研之后，最终形成了议案。

呼吁将职业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这是我跟进了十年的话题”

今年两会，贾樟柯准备提出的议案，来自他十年前开始关注的议题。

贾樟柯：今年我提出来的是一个我跟进了十年的话题，那时候我还没有当代表，当时就关注到职业病这一块的问题。因为很多行业有职业病，包括我们导演也有职业病，我眼睛不好，长时间观看银幕，在暗的空间里观看强光，造成了职业病。也有很多职业病，是在比较艰苦的劳动条件下产生的，比如我一直在跟进的尘肺病人。

尘肺病的病人占比很高的是初中以下学历的，今年我就希望提出来，把职业病防护的教育放在义务教育里面，准确地说是初中里面。因为义务教育是九年，初中毕业之后确实有一些比较偏远、贫困的孩子就没机会再上学了，所以在他们离开学校、进入职业生涯之前，应该有很好的职业病防护的教育，最起码有这个意识。

它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通过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对企业监督，让企业提供相对绿色、环保、安全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本身的职业病防护意识。

比如说在我们北方，男孩子都所谓“不娇气”，比如在粉尘很多的空间里劳动，可能用工单位也给准备了防尘口罩，他就觉得闷，他就觉得“哎呀我这点事算什么”，他不知道危害，等发病了，已经不可逆了。那么就需要在孩子们成长的时候，在已有的健康教育课里面，增加很详实的一章来介绍。最起码让孩子们进入社会工作之前，知道从事的每一种职业都有可能有相应的职业病，该怎么去保护自己。

我们脱贫攻坚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到一个“精致化”的阶段。“精致化”的阶段就是“以人为本”，保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质量，特别是保护劳动者的生命质量。

包括医保的问题，像尘肺病，医保就没包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能做的可能还是从教育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