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代表委员“紧盯不放”的这些事如何了
3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有这么一群“盯子户”：他们多年盯着一个领域或者一件事情不放。这样的持续关注，促进了问题解决，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
当他们的议案建议或提案完成使命时，既是议案建议或提案最好的归宿，也是对代表委员履职的最好褒扬。
今年全国两会，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邀请多个领域的“盯子户”代表委员，讲述他们履职尽责的故事，听听这些“盯子户”最近又盯上了哪些新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
法典落地，治理能力越来越强
今年是孙宪忠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九年，提交的议案、建议和立法报告超过70份。作为全程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专家，孙宪忠提出的建议多达数千条。
2013年，孙宪忠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就呼吁编纂民法典。当年他领衔提出“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整合其他民事法律为民法典”的议案。孙宪忠设想，五到八年内完成编纂工作。
第二年，孙宪忠再次提出同名议案，并做了更仔细的论证。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新中国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启动，此前四次均因历史原因被搁置。
“不少人提议编纂民法典的理由是‘别的国家有，咱们也应有’，而我的出发点是我国过去的民法制度存在缺陷。”从问题意识出发，才能够真正推动民法典编纂的工程。
孙宪忠解释说，“例如当时还在实施的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其间156个条文中能够真正直接适用的只有十几个，民法通则被‘掏空’了。不编纂民法典，仍然将民法通则作为民法的龙头法律，那当然就远远地脱离了现实。”
2015年3月，民法典编纂确定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编制民法总则，第二步整合其他民商法律为民法典。当年的全国两会上，孙宪忠提出“中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的编制体例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定名为第70号议案。接着，制定民法总则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
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总则，编纂民法典又迈出一步。之后几年，在第二步各分编的编纂中，物权、债权、家庭制度、人格权等内容的编写和修改，孙宪忠的建议、议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提议启动编纂工作、提出编纂思路，到参与具体法条的制定修改，孙宪忠倾注了心血。“宪法是高高飘在空中的旗帜，民法就是踏在大地上的脚步。虽然每一步看起来都平淡无奇，但正是这些扎实的脚步，落实了国家的治理目标。”孙宪忠说。
几年下来，孙宪忠两鬓添霜。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进入“民法典时代”。孙宪忠投身多年的民法典编纂工作，画上了句号。
今年全国两会，孙宪忠提出依据民法典清理其他法律中“其他组织”概念术语。他解释说，“其他组织”这一概念术语在既存的八十多部法律中，表达了两种甚至是多种含义，严重影响了司法分析和裁判的混乱，必须予以清理。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
资源均衡，本地求医越来越多
为了给女儿治病，举家坐火车来北京，曾是张慧（化名）每年都要经历的难熬时光。如今，北京专家已经常驻郑州，一家人再也不用两头跑了。
2020年11月，来自北京的9个知名学科团队常驻河南省儿童医院，开启“双主任”制管理模式。
“给张慧女儿看病的张斌医生，既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也是河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的‘特聘主任’。他不仅把治疗技术带来了，还通过传帮带，把技术真正留下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说。
周崇臣参与并见证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
2018年，周崇臣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针对河南患儿看病难的困境，他建议支持河南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带动区域儿科发展。
2019年，他的视野从河南扩展到中西部，建议加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设置，促进儿科优质资源均衡布局，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儿科发展，减少跨区域就诊，降低外转率。
2020年，在河南省儿童医院已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单位基础上，周崇臣又建议以省级医学中心为引领，在省域内选取有医联体基础、人口密度较大、专科力量薄弱、外转率较高的地市，探索专科紧密型合作路径。
今年全国两会，他继续关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块“试验田”，提出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人事管理、薪酬改革、医保支付、药事创新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
“目前，各地的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和区域辐射带动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以后去北京看病的外地患儿会越来越少。”周崇臣说。
以河南为例，河南省儿童医院向上联合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向下辐射带动河南儿科医疗联盟236家成员单位，筑牢基层医疗网底，2020年同2016年相比，到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患儿下降63.12%，住院患儿下降51.33%。
儿童健康永远是社会热点、家庭焦点。随着“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施，尤其是疫情发生后，全社会对健康的认知正从以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
“要让患儿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舒心看病，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少得病、不得病。”周崇臣表示，“怎样使儿科提供更优质可持续的服务，让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发挥好作用、形成常态化机制，将是我未来关注的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张兴赢。
天更蓝了，微信预警越来越少
“感觉这两年雾霾变少了，难道是我的错觉？”
“你的‘错觉’没错，北京2020年PM2.5年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创下这一数据201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新低。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76天，其中“1级优”天数106天。”
“春节这几天按理说车少人少，北京空气质量为什么又变差？”
“看来霾也喜欢过年。”
……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张兴赢，经常在微信里解答关于雾霾的种种疑惑。如果遇到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还会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出“非官方”的预警提示。不过随着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显现，这位气象专家发出的预警次数越来越少。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轨迹，也反映在张兴赢的提案上。2018年，初次履职全国政协委员，针对当时不同部门建设的大气观测网络，由于使用不同仪器或者技术标准导致数据“打架”等问题，他提出建立客观科学的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体系，统筹规范各部门现有生态监测网络。
2019年，张兴赢的工作重心从地面观测转向卫星观测。在当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统筹实施全国卫星遥感对地观测计划，建议各部门形成合力，利用高科技加大污染源溯源力度，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
2020年，这位气象专家在前两年提案的基础上，建议加强大气环境资源管理，科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什么是大气资源？通俗一点讲，大家常说雾霾靠风吹，这种大气扩散能力就是大气环境资源，我们要把这个家底摸清楚。”张兴赢说。
今年的全国两会，他继续关注大气环境资源议题，提出加强大气环境资源配置，采用分级管理办法制定区域间差异化的减排指标。
“空气质量逐步改善，针对大气污染的提案或议案肯定会越来越少，说不定过几年就没人再提了。”张兴赢说。
在气象领域，霾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早在上世纪60年代 ，我国的气象部门就开始了霾天气的日常监测。
“今年春季期间，北京出现霾天气，大家直呼受不了。其实从监测数据看，数值上没有达到前几年那样爆表的程度。”在张兴赢看来，这说明大家对于空气质量的标准在提高，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气象卫星被形象地称为“天眼”，不但能从太空看到灰蒙蒙的霾，还能判断霾的轻重，分析霾的成分。在我们的头顶上，约有二三十颗“天眼”，时刻监测着地球的呼吸质量。按照国际协议，国家间要共享气象卫星的监测数据。
“数据不会造假，国外气象卫星时刻盯着我们，我们治理大气污染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张兴赢表示，“可以预期的是，到了我国碳达峰时，雾霾问题我基本可以不用关注了。”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
水更清了，环保要求越来越严
从2008年开始连续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百件提案都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因此被称为“绿色提案大户”。值得一提的是，上百件提案中有六成聚焦水污染防治。
履职最初几年，潘碧灵主要关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他在调研中发现，“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农村污染物排放量几乎占了水污染物的半壁江山，由种养殖业和农村生活造成的水污染更是触目惊心。
农村污染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呼吁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宪法层面。
2013年初，我国中东部地区连续出现大面积雾霾，引发社会担忧。“雾霾在天上，根子在地上，关键还是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潘碧灵回忆说，“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从根子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迫切要求。”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到“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生态文明”“美丽”为新增表述。
期间，潘碧灵还持续建议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潘碧灵说：“生态补偿常常陷入只说不做的尴尬境地，跨地区的生态补偿更难以落实。”2019年8月，我国正式提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潘碧灵和志同道合者多年的呼声终于落地。
最近几年，潘碧灵把目光聚焦到长江流域的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2020年全国两会上，他建议将重点湖泊保护和治理纳入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纳入中央环保督察范围。在有关重点湖泊，全面推动落实总磷削减行动计划和总量减排政策。
今年潘碧灵提交的提案是《加快推进水产生态养殖，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他注意到，长江禁渔之后，水产养殖的污染问题尚未引起重视，部分区域水产养殖污染已成为制约水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养殖户集中排放的大量养殖尾水，对区域水环境质量影响很大。”潘碧灵说，“相关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倒逼尾水治理。强化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考核奖惩，完善生态损害赔偿机制，对严重破坏养殖水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追责、问责。”
从农村污水到生态补偿机制，从生态文明入宪到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再到水产养殖污染问题，潘碧灵始终紧盯水污染防治的薄弱和关键环节。“这几年水污染防治成效显著，但生态环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水污染治理还需久久为功。”潘碧灵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委会主任冉慧。
道路好了，乡村旅游越来越香
冉慧打小就吃够了毛狗路的苦。
冉慧家住重庆市酉阳县天山堡村，地处武陵山区。这里管崎岖不平、窄得只容得下狐狸（当地人称毛狗）走的山路叫毛狗路。从小山村到县城不到10公里的路，上山下山，走一趟得3个多小时。
2014年，冉慧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时候，山里的路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我如果当上村主任，首先带大家把村里的路整好，搞乡村旅游。”冉慧坦言，她能当选村主任也和村民“苦路久矣”有关系，正是她当初这段竞选“宣言”，打动了村民。
要致富，先修路。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冉慧建议加大对四好农村公路和产业路的建设支持力度。她调研发现，不少地方靠发展产业脱贫，四好农村公路建设却拖了后腿，扶贫产品外运成本比较高，打击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2019年全国两会，冉慧建议科学规划农村道路体系。“由于进村公路需要经过其他村，修建过程常常遇到矛盾纠纷，制约了村子发展。”不久，农业农村部回复冉慧说，国家将乡村旅游公路纳入了农村扶贫公路中央预算内投资范围，将武陵山片区等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纳入支持范围，大幅提高公路建设补助标准，支持贫困地区实施一批具有资源路、旅游路、产业开发路性质的公路改造建设。
2020年全国两会，冉慧关注的是农村公路的安全问题，建议在必要的地方安装护栏和路灯，“以前我们认为只要有路就行了，随着大家对美好生活标准的提升，对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天山堡村的发展，成为农村道路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例证：从村村通到组组通，扶贫公路、产业路、四好农村路，一条条宽敞的水泥路像网一样在群山之间铺开。冉慧说：“现在从村里到县城，开车20分钟不到。天山堡人也端起了旅游碗。”
如今，冉慧心里的“交通图”铺得更广了。今年她提交的两份建议是《关于尽快开工建设渝湘高铁重庆黔江至秀山至湖南吉首段的建议》《关于在“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渝湘粤高速铁路的建议》。在她看来，这对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增强山区自我造血功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
销售畅了，数字经济越来越火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履职期间颇为高产高效。从2013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递交议案建议130多件，其中多数和“三农”相关：建议发挥“消费扶贫”作用助力脱贫攻坚，写入了财政部预算报告；建议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大别山等革命老区单独出台扶持政策，为此后《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出台提供了前瞻视角；建议还原奶在出售时应在包装上做好标识以保护奶农利益，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最终写进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过去9年间，他持续关注农产品销售环节的痛点难点。在他看来，小农经济面临的季节性卖难、结构性卖难、信息不对称与生产非标准化导致卖难等各种“销售难”，归根到底都与数字化程度不高有关。随着国家提出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逐渐打通，销售难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地农产品网上销售火爆，不少政府官员亲自直播带货。今年全国两会，他也将视角转向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
“农民对农产品进行源头分级，就能大幅提高附加值和溢价能力，促进稳定增收。”赵皖平说，源头分级更加匹配电商销售特点，比如春节期间热销的丹东草莓，电商平台按照单果20克、30克、40克销售，不同等级之间每斤可以相差3到4元。
在电商新业态下，消费者的需求更为多元细分，对农产品的大小、口感、品质的要求也能更准确、更快速地传导到生产端。赵皖平建议地方政府、电商平台、科研机构建立协同机制，共建源头分级标准，“比如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联合江苏淡水水产研究所，探索制定长三角螃蟹分级标准，从而强化了产品品质，就让蟹农得到不少实惠。”
2013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人感染H7N9流感事件。当时有媒体报道采用“人感染禽流感”，加重消费者谈“禽”色变的情绪，加剧家禽业的损失。次年全国两会上，赵皖平执言将禽流感的“禽”字去掉，得到相关部门积极回应。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精准管用，离不开扎实的调研。“2020年，我大概有100多天在各地调研。我们搞农业研究的，只有跑田间地头才能接触到真问题。”赵皖平说。（参与采写记者：李文哲、周闻韬、张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