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的历史非常古老，据说早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已经懂得用骨制鱼钩钓鱼了。不过，这时候的钓鱼，是作为一种捕猎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性质跟捕鱼、打猎没有区别。只有到了物质比较丰富的时代，垂钓才成了不带实用目的而纯粹追求乐趣的休闲生活方式。

宋代时，垂钓已经是一项相当普及的休闲活动。每一年春季，君主都要邀请大臣赴后苑赏花钓鱼，这作为一项礼制固定下来。

1954年，河北邢台曹演庄出土的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纹腰形枕（河北省博物馆藏），也绘有童子垂钓图案，可见宋时垂钓之乐已深入寻常百姓家，妇稚亦以钓鱼为乐。

那么宋人垂钓的渔具跟今天的钓鱼工具是不是一样的呢？北宋邵雍的《渔樵问对》中渔者有这样一段回答：渔者曰：“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

渔者的回答交待了宋朝钓具必备的六个部件：竿、纶、浮、沉、钩、饵。纶即丝线，浮即浮子，沉即钓坠，竿与饵均不用解释吧。今天制作一件简易的钓鱼竿，也少不了这六个部件。

我们现在所用的钓鱼竿，通常都是“海竿”，又称“抛竿”，比简易钓竿多了一个关键的部件：绕线轮。有了这个绕线轮，钓者便可以将饵钩抛到很远的水域。这样的抛竿，似乎是洋人发明的高级货，宋朝也有吗？

有。这种有转轮的抛竿，宋人形象地称之为“钓车”。

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宋代诗词中可以找寻到一些歌咏钓车的诗篇，如黄庭坚的《题花光画山水》，写的是江湖隐逸的钓车：“花光寺下对云沙，欲把轻舟小钓车。更看道人烟雨笔，乱峰深处是吾家。”李新的《渔父曲》，写的则是江海渔翁的钓车：“黄蓑老翁守钓车，卖鱼得钱还酒家。醉中乘潮过别浦，睡起不知船在沙。”杨万里的《过宝应县新开湖》则描述了用钓车垂钓的情景：“两双钓船相对行，钓车自转不须萦。车停不转船停处，特地萦车手不停。”

所以我们说宋人已经掌握了制作并使用抛竿的钓鱼技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有宋诗为证。

那么宋代的钓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跟今天的抛竿一样吗？宋诗的描述语焉不详，好在我们还有图像史料。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画一渔翁坐一小舟，垂钓于江上。那渔翁手中所执钓竿，正是带绕线轮的钓车，竿很短，线很长，可抛到很远的水域。宋代画家工写实，钓竿的绕线轮画得非常清楚，为六辐条木制小转轮。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渔翁的钓竿还设有两个过线环，一个位于线轮前方，另一个位于钓竿尖端。整具钓车的造型、功能、工作原理都跟今天的抛竿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现代钓具的工艺更加精致、复杂，材质更为先进而已。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抛竿钓鱼图。生活时代略晚于马远的南宋另一位画家梁楷，绘有一组《八高僧故事图卷》，图卷由八幅故事画组成，其中第八幅《孤蓬芦岸·僧倚钓车》也画出一竿钓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钓车绕线轮的构造。

从钓车入诗、入画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说，至少在宋代，钓车已成了百姓家的日常器用，用抛竿垂钓于江湖河海也是寻常的生活景象。

宋人喜爱垂钓，除了因为将其标榜为一种闲情雅趣，更是爱其背后的意象内涵，正如“杨柳”象征惜别，“垂钓”或者“渔夫”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隐逸。

文人墨客厌倦了黑暗的官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时，多会选择隐逸，或隐于山野，或归于田园，或泛舟江上......

因此泛舟江上的渔夫，在文学作品中多被赋予高洁、睿智、看破世俗的形象，邵雍的《渔樵问对》中，渔夫是“道”的化身，问渔就是问道。不过这一避世隐身的渔夫形象也并非宋朝独创，只是在宋朝渔钓文化发展到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