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勉为官四十余年，正值北方蒙古步步入侵，外祸不断，内乱频繁。李宗勉为国家大事，常常“秉烛达旦”。他忧国忧民，忠直敢谏，议论精辟。有不少真知灼见的奏章被载入《宋史》，至今读来，还令人惊叹不已。特别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他更是以身作则“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任人唯贤，虚心听取下属的不同意见，时人称之为“公清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