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经济报表，一张平安报表。在浙江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案头，这两张报表分量很重。

两张报表每月都会准时更新，尤其是平安报表，很多地方在其中用不同颜色标出“好”“不到位”“问题突出须尽快解决”等信息，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分析社会形势，看看哪里做得不到位。

两张报表的出现要追溯到20年前。

新世纪之初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各地遇到了不同以往的新情况新特点。全省曾两个月内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4起，最高时平均每天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20人。

经济发展快了，为什么事故反而多了？老百姓富了，为什么安全感反而降了？

2004年，在基层密集调研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因发展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他说，浙江在许多问题上比别的地方先期遇到，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构成突出的矛盾。

矛盾凸显，但当时党员干部中仍存在多种声音：

一些人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交“学费”，只要经济指标好看，很多问题可以“包容”。

也有人说，要稳定就发展慢一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自己任内当个“太平官”就好了。

要扭转这些观念，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改革势在必行！

2004年1月29日，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平安浙江”的设想。

随后，关于“平安浙江”的讨论研究持续深化。5月，一场载入浙江发展史的会议召开——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最先遭遇“成长烦恼”的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

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阐释自己的“安全观”：“我们提出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

“大平安”要真切落到实处，离不开制度的保障。

大会开完不久，新成立的省平安办就接到省委下达的任务：起草平安市、县（市、区）考核办法。

由于没有先例，时任省平安办主任夏阿国回忆，大家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头脑风暴”。一稿、二稿、三稿……连续多稿都被省委办公厅退回，要求继续完善。

经历7次大改、40次小改，2004年8月16日，这份考核办法终于出炉。围绕“大平安”理念确定了100条具体指标。

随着一整套机制的建立，浙江掀起一场社会治理领域的重大变革。

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高标准高要求，使各地对平安建设前所未有地重视起来。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浙江创新建立社会治理中心，完善平安浙江建设法规体系和“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治理体系，将专项整治与长效常治结合，解决了一大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问题和矛盾，优化了营商环境，推动平安浙江迈入规范化、法治化新阶段。

一系列措施，也使“政府独唱”转变为“全民合唱”，全省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建设大格局。

每月，各地一把手打开平安报表，问题隐患一目了然。哪怕党政换届，领导干部平安责任、经济责任都要实行“双交接”，有重大失误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要严肃追责。 

不断完善的制度，助推了改革的深入。每年，省领导分别带队到各地督导检查上一年的平安建设工作。相关考核列入干部任期目标，考核结果与政绩挂钩。

省委政法委平安综治督导室主任徐宜广说，时至今日，省平安办工作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这份极具浙江特色的平安考核办法一直坚持了20年，并且与时俱进，每年都进行科学完善、动态调整——

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新增条款；对陈旧、“僵尸性”条款，及时予以清除；对“重复考”条款，系统梳理、有效合并……

时刻绷紧的这根弦，让各地把平安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放到改革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许多浙江干部记忆深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建设“平安浙江”，既是“八八战略”深化细化具体化的重要体现，又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保证。

数字见证改革之变——2004年至2023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上涨7.13万亿元，刑事案件总量下降53%，人民群众安全感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到各省（区、市）前三。浙江11个市都已取得“平安金鼎”及以上荣誉。

沿着习近平同志擘画的蓝图，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孜孜以求“大平安”，从平安浙江到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社会治理相关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