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浙江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也是浙江发展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中国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新一线城市和常住人口超千万级别的特大城市，应该也必须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发挥领跑、带头、龙头和示范作用。
最近，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目标，把“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大步迈进”作为重要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这必将引领杭州更好发挥头雁作用，在率先推进共同富裕上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当好缩小“三大差距”的探路者、领跑者、带动者。
记者：在共同富裕中，“提低”“扩中”并不是杭州独有的。结合杭州的特色，杭州的“提低”“扩中”更需要关注哪些人群？在大背景下，杭州的解法可以是什么样？
郭占恒：杭州历史悠久，经贸发达，人杰地灵，自古繁华。2021年，杭州实现生产总值(GDP)18109亿元，位居全国超万亿元城市经济第8位和人均GDP第8位，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709元，位居全国超万亿元城市经济第6位。
在这样的高起点基础上，杭州推进共同富裕必然要有更高的标准。杭州相应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万元，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5%、20～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50%，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加快形成，体现了较高的标准。
接下来，杭州还需率先研究探索：一是“扩中”的标准尽量往中位数靠，即让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25～30万元的成为大多数。二是“提低”的标准尽量往上提，即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低于10万元的比例大幅减少，对低于5万元的实行特别帮扶，包括优先提供就业岗位，提高生活补贴标准等。三是对高收入群体，不搞人为的限制。只要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合法合规的收入所得，都应依法保护，不能犯“红眼病”，更不能“劫富济贫”“杀富济贫”。要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其收入来源一定是多元和快速提升的。如2020年，在杭州市全体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58.2%，而非工资收入包括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等占41.8%。2021年4月《福布斯》公布的全球亿万富豪榜中，杭州有47个，列全球第9，中国第4（前三是北京、上海、深圳）。这说明，杭州的创新创业创富的环境好，也应在依法保护高收入群体增加并带动共同富裕整体水平提高上继续探索。
记者：党代会报告提出“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均衡”。那么杭州要如何做才能实现公共服务的“优质、均衡”？
郭占恒：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把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形容为“三座大山”，成为共同富裕要直面解决的突出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杭州拥有良好的教育、医疗、住房、科技、文化等基础设施，如有普通高等学校40所，占全省的36.7%，拥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5982个，其中医院357个，全市人才总量超过276.7万人，但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如教育、医疗分布不均，房价过高，交通拥堵，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等。
杭州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大步迈进，最为紧迫和突出的就是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向优质和均衡流动。具体些说，就是逐一破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上好学校难、重病负担难、刚需购房难、幼儿托育难、养老照护难、出行停车难等“六难”问题。在城市，公共服务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一定水准，未来更多的是从基本均衡逐步迈向优质均衡。
同时要注意到，在杭州，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并不明显，农村的需求也许在于是否能享受到与城市市民一样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未来，应该考虑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布局向农村倾斜。例如，强县域、强基层，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在县域医共体建设过程中，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考虑进一步提高待遇，给予更好的行医环境和生活环境，基层医疗人才的队伍才能得到稳定壮大。
再比如，养老问题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农村。未来一段时期，农村对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是可预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空巢老人比例还会更高一些，这意味着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在不断被弱化。一头是增长的需求，另一头是尚未补足的供给，如何解题？考虑建立良性的互助养老体系，构建低成本、非营利、多元参与、灵活多样的养老模式，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不足。
记者：杭州的民营企业比较多，高收入人群也很多。杭州应如何积极探索“三次分配”的有效路径？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郭占恒：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最大特色，是浙江的“金名片”。新年伊始，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大会，提出“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新飞跃，为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作出更大贡献”。在全省民营经济这张“金名片”中，杭州显得更亮丽一些。在《浙商》杂志发布的“2021浙商全国500强”中，总部在杭州的企业168家，占1/3以上，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浙商总部汇聚杭州。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杭州市有36家，连续19年蝉联全国城市第一。
如何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的主力军作用，是杭州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大步迈进的必选之题、必答之题和必须答好之题。
从宏观上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民营企业“做大蛋糕”的作用。杭州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比重呈现“五六七八九”特点，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以上，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60%，民营企业货物出口占出口总额的70%，用工人数和营业收入分别占80%，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0%。由此，民营企业对共同富裕尽责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地捐钱捐物，而是用市场逻辑更有效率地解决发展问题，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科技创新、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二是发挥民营企业“分好蛋糕”的作用，并贯穿“三次分配”全过程。在初次分配上，民营企业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在再分配上，民营企业在照章纳税的同时，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住房、医疗、社保、娱乐、培训以及寒暑假与小孩团聚的条件，助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第三次分配上，民营企业要在社会救济、赈灾、助贫、助学、环保等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先富带后富创造更好环境，使民营企业有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报告提出“以超常规举措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超常规”这样的词汇较少出现在文件报告中，那么如何“超常规”比较体现杭州现有的实际？
郭占恒：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任务。杭州13个区县市总体发展比较协调，但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特点、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等原因，也存在“东强西弱”“区强县弱”等问题。在2020年全省89个（不含龙港市）区县全体居民人均收入排名中，前10名中杭州占6个，西湖区居全省之首，但同时低于平均值52379元的尚有4个，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全市最高的西湖区（73743元）与最低的淳安县（32145元）倍差为2.29。这说明，杭州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任重道远。
杭州破解“东强西弱”“区强县弱”的固有格局，要有新思路和超常规举措。新思路就是强化东强区强优势，以强带弱，强弱联合，共同发展。在发展理念上，对西部五县市应淡化GDP总量指标，强化人均收入指标；淡化经济指标，强化生态指标；淡化二产指标，强化一产和三产指标等。用“超常规”这样的词汇，一方面说明杭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信心坚定；另一个方面，需要一些“超常规”的举措来推动。例如，党代会提出，探索飞地双赢新机制，建立紧密型的教共体、医共体、帮共体等。“飞地经济”作为一种创新型、嵌入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通过优化创新政策供给、产业布局和要素配置，可有效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和属地化限制进行跨区域经济开发，是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记者：杭州应如何发挥优势，推进高质量建成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市？
郭占恒：杭州城市化水平高，城乡差别小，推进高质量建成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市，有着很好的基础。2021年，杭州的城镇化率83.6%，比全省的72.7%高出10.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1.75，低于全省比值的1.94；三次产业结构1.8∶30.3∶67.9，优于全省的3.3∶40.8∶55.9。
杭州推进高质量建成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市，应强化自身优势，把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化、发挥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以超常规举措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结合起来，坚持走统筹城乡、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道路。杭州乡村振兴的重点，面上主要集中在西部5县市区；点上主要在集中在偏远山区的乡镇村；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特色产业的开发。具体些说，就是推进“一线五化”：即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红线，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推进人居环境生态化，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化，推进乡村治理数智化，推进农民生活共富化。同时，要积极引导经济强区、有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特别是民营企业，与西部5县市区偏远山区的乡镇村结成“帮共体”，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如推广大下姜乡村联合体共富模式，探索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举措，让集体强起来、让农民富起来。再如，推广滨江集团与淳安胡家坪村的“帮共体”模式。如果杭州有几十家、上百家这样的“帮共体”，高质量建成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市就必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