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现场。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胡元勇 摄

编者按：5月20日，人民日报社、浙江省委在杭州共同主办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高峰论坛。论坛以“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主题，近200名知名专家以及省内部分高校、智库机构、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言献策，交流经验做法、解读政策机遇、展望发展前景。浙江新闻客户端今日摘登圆桌论坛部分嘉宾发言。

史育龙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浙江的探索实践表明，必须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取得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路径。只有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注重经济发展量的持续扩张的同时，要更加聚焦质的有效提升，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协同共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互促互进，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以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面对风险挑战增多，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发展环境，只有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才能抓住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抢抓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以竞争新优势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以高水平人才队伍助力高质量发展。人才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通过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关键。发挥党的坚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和激励竞争机制，着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制度环境。以伟大事业吸引激励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发现培养人才。在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创新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政策体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激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

坚持企业是第一主体，不断激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要充分发挥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大力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企业主体重塑、产业格局重塑、发展模式重塑，全面提升企业竞争新优势，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活共同富裕的微观主体。

【作者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魏后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如何有效破解村庄分化，加快推进乡村共建共享，走乡村共富之路，是亟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浙江省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做大农村经济这块“蛋糕”，同时强化乡村共建共享，促进乡村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形成了一批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模式和做法。2021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2万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收入倍差由上年的1.96下降到1.94，城乡消费倍差由1.68下降到1.66，均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浙江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试点示范，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农民主动性，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促进乡村共富方面，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一是“飞地抱团”模式。浙江嘉兴市等地积极探索“飞地抱团”模式，把各村腾退的土地指标统一归集后，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土地级差收益最大的黄金地段，通过县域统筹、跨镇经营、多村联合方式，集中发展产业项目，共享发展成果。这种“飞地抱团”模式是一种以城带乡的共同体形式，既有力促进了乡村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发展，又避免了各村独自发展带来的分散布局和缺乏规模效益问题，有利于城乡共建共享共荣。

二是联合体模式。淳安县下姜村是依靠农文旅融合实现“绿富美”的典范。2019年6月，淳安县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采取联建共富平台、联兴共富产业、联享共富生活“三联”方式，带领大下姜25个村探索共富之路。安吉县余村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近年来，余村村通过整合周边村镇和余村大景区，采取“国有资本+村集体+公司+农户”等合作形式，深化村村、村企、村民利益联结，打造利益共同体，实现区域内资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这种乡村联合体模式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实现共享式规模化发展。

三是党建联盟模式。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共富的重要路径。浙江台州市按照“党建总牵引、片区带全域、组团促共富”思路，全域推进党建联盟建设，分类建立多种形式的党建联盟，通过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共建品牌、错位发展，引领带动各行政村共同发展。慈溪市则培育组团片区81个，通过党建联盟、规划联体、产业联动、社会联治四大工程，实现党建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这种党建联盟促共富模式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史晋川

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高质量发展努力把“蛋糕”做大做好，同时更加公平地分配好“蛋糕”。

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必须认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必须坚持以共同致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人民群众创业，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共同致富的主体。要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民营企业打造一个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要通过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激励民营企业创新，保证创新者能够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充分重视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探索与实践表明，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可以把做大做好“蛋糕”和分配好“蛋糕”作为一个有机过程统一起来，更好地通过高质量发展来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可以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得广大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就能够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自己应有的劳动所得。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更好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劳动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缩小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要把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流量再分配。社会经济活动中每年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流量，而往年的收入没有消费（耗）掉而积累下来的那些资产等财富，都是社会经济中的存量。在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该把再分配的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中的收入流量特别是增量的分配方面，而对社会财富存量的再分配应慎之又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近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但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发达国家相较仍有很大差距，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表明，通过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增量及以收入流量为重点的再分配，可以较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又能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赵昌文

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局良好，特别是在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方面有积极探索，提出了要推动发展型制度政策加快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跃升转变。共富型制度政策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共富型制度政策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还要提高经济效率和发展效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应当是共富型制度政策最基础、最核心的内涵。

二是共富型制度政策要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分配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共富型制度要从三个“三”着手。第一个“三”是指，要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第二个“三”是指，要提升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类再分配政策工具的精准度和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第三个“三”是指，要针对农村易返贫人口、城市低收入人口和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这三类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兜住底线。

三是共富型制度政策要开展系统性改革。《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先富帮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估体系，浙江在这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里强调一下评估体系，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进行创新的重要性。比如，不以GDP论英雄、将自然资源资产纳入离任审计等理念举措已经树立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绩“风向标”，共富型制度政策创新应当沿着这条路进一步探索。

此外还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发展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共同富裕。如何能够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如何使经济绩效改善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这就需要制度政策创新的探索，也是下一步共富型制度政策创新的重点。

二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从中长期来看，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等诸多结构性挑战。从短期来看，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低技能人口就业不稳定性增强，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增加了难度。浙江实施的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积极探索缩小收入差距路径等，正是统筹长期与短期关系的制度政策安排。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过程中，协调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贯穿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每一个环节。初次分配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也需要政府健全要素定价机制。再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导，但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企业现实利益和发展预期息息相关，会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三次分配提倡自愿捐赠。浙江省医保系统聚焦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重点，奋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医保范例等做法，对于形成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创共建、共享共有，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

刘元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为浙江落实《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最为重要的启示是，改革与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但改革与创新必须明确重点，理顺改革顺序，才能构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一是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的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优先实施浙江高质量发展战略，根据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在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率先形成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浙江路径和以数字经济为龙头的现代产业体系。做大“蛋糕”依然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前提与核心。

二是必须聚焦当前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和关键问题，优先解决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把握住就业这个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于一身的“牛鼻子”问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两大超预期冲击下，如何“稳经济”“保就业”成为防止群体性返贫、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所在，优先实施“保就业”“稳就业”和“扩就业”政策和相应的机制体制创新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为契机，全面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牵引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保障体系的全省统筹。

三是要抓住各类化危为机的战略契机，将实现共同富裕与当前各类风险管理统筹起来。当前“疫情防控”和“稳经济”已成为近期各项工作中压倒性的优先选项。在安排这些选项中，我们应当尽量优先出台包容性的稳增长政策和增长友好型的分配政策。对疫情冲击严重的区域、产业和人群加强救助，对小微企业建立更好的帮扶体系，在房地产纾困中嵌入“浙里安居”工程，在扩投资政策中全面强化新基建工程和数字脱贫工程，全力打造“化危为机”新机制，做到共同富裕与危机管理相契合。

四是要抓住各项改革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扭住共同富裕机制创新中的“牛鼻子”。“钱从何处来”“动力如何有”是其中的关键。“钱从何处来”决定了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作用，是“牛鼻子”。在一个省率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地方财政体系进行深入改革，同时还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进行有效的创新，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动力如何有”决定了在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基础上构建有效的激励体系十分重要。没有激励的治理体系容易陷入僵化，没有约束的激励体制容易陷入腐化。落实现有的纲领和方案十分重要，但难以应付大时代带来的超级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基层创新、因时而化地进行方案优化，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郁建兴

经过一年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浙江初步形成了由国家、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驱动，融入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等议题，促进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综合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目前，浙江共同富裕治理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把系统重塑作为战略目标，树立系统思维，从治理体系架构、内容、动力、工具等着手，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浙江首先以理念共识引领制度政策体系架构。通过厘清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确定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科学谋划、系统有序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其次是以系统治理回应治理内容的丰富性特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系统思维对浙江全省域全领域进行全局谋划、综合治理。最后在具体实践中，构筑全体人民“共富共同体”。

第二，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旨在打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不仅保持稳定、持续、适当速度的经济增长，还要让事实上的社会最弱势群体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总量不断提高。在浙江，这首先体现在出台“扩中提低”行动计划，通过实施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实现由“输血式”帮扶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帮扶转变。其次，聚焦相对弱势群体，以资源倾斜来突破先天禀赋带来的困境。最后，聚焦山区26县，根据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选择自身发展重点和发展路径。

第三，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复杂的历史、代际和阶层问题，以及城乡、区域、群体差异和文化传统，探索破除制度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路径，让人民拥有获得财富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公平权利。在浙江，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流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消除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三是推进市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体制根源。

第四，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涉及经济发展、金融、税收调节、就业创业、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生态富民惠民等各个领域中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关系，需要符合制度政策之间的兼容原则，既体现制度设计的协调性，也体现政策执行的联动性。一方面增强不同领域之间政策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联动协同。

第五，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精巧的微观机制激发转化的内生动力，形成可持续运转模式，取得治理效益最大化。首先，数字化改革是引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其次，浙江探索价值转换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转化成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最后，浙江建立可量化、可感知的共同富裕综合评估与评价机制。

第六，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府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组织网络中行动者的多元性和流动性，让制度政策具有传承性和成长性，保证体系框架能在不同环境及发展阶段策略性适配以达到相对稳定和均衡。

第七，共同富裕治理体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起来，最大限度提高民众平等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能力，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行使自由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

第八，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具有外溢效应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区域之间产生由包括模仿、学习和竞争等横向机制造成的政策外溢效应。另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之间产生由共同富裕核心价值共识和政策共性特征造成的政策外溢效应。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李实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发展目标，也是一个高标准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意味着2050年经济发展上要比肩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财产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收入和财产分配上实现高度共享，实现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我国当今发展水平和共享程度来看，要达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打破常规，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和制度创新助推实现共同富裕。制度改革和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助推器。在新发展阶段，不论是继续“做大蛋糕”，还是开始“分好蛋糕”，都需要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首先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要使得居民收入的份额有更大幅度的增加，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和区域分割、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就业领域中的身份歧视、资本市场中的垄断、土地市场中的过度行政化等问题。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既导致了低效的要素资源配置，也带来了不合理的要素报酬的分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各种要素报酬分配的微观机制。在企业内部和乡村内部建立共建、共享、共富机制。企业内部的工资协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实现资本和劳动收益的平衡分配，实现企业收益和工资的同步增长。乡村内部利用闲置的公共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机制，让全体村民都能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

其次是在二次分配领域，要加大政府再分配的作用。通过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的力度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收入再分配政策导致收入差距下降的幅度较小。为了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需要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除了税收外，转移支付作为一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政策手段，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困难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如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水平，实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补助政策。

再次是土地制度改革。当前影响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制度，需要改革土地制度，通过激活土地资源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可以促进农村的产业发展，让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流到农村。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促进农村的非农产业得到更大发展，带动农村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进入农村，带动农村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形成农村发展的一种良性循环，以此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

还有是户籍制度改革。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真正实现城市非户籍人口市民化，这绕不开户籍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很早开始启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改革的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从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城乡居民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有流动和迁徙的自由，享有居住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要完成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要取消附加在户口上面的部分功能，真正实现全面的权利平等。

【作者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东利

国有企业如何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我想主要从我们所处的不动产行业出发，聚焦几个重点问题，分享一些思考：

首先，聚焦城市更新与微改造，通过空间升级，助力解决城市内各板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城市更美好。一方面，以全新的城市功能替换功能性衰败的物理空间，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在城市旧改中，更加重视把握未来城市发展趋势，统筹考虑各方需求，增强片区生活活力、产业活力和消费活力，实现多方共享开发利益。另一方面，在建筑格局无法进行大变动的情况下，比如老社区、老街区、旧村落的修缮，也要善于通过局部拆建、功能置换等微改造，尤其是“适老化”改造，提升硬件水平、补足配套服务、改善人居环境。

其次，聚焦农民工和新市民，通过服务升级，助力进一步解决住房保障问题，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进城农民工和新市民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一方面，通过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提供更多低租金、小户型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推出更多质高价好的刚需刚改产品，满足新进入城市人群最基础、最普遍、最迫切的需求，让农民工家庭和新市民在大城市顺利“扎根”。另一方面，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也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关键行业。作为行业领军房企，保利连通产业链上下游，在争当产业链链长中不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进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引领行业创新发展方面，保利在物业公服、赛事服务等细分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第三，聚焦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通过运营升级，助力进一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让城镇乡村更加美好。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社会稳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而且能够借助自身业务融入社会基层治理，提供更多便民惠民的服务，助力进一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例如，在嘉兴的西塘景区，保利通过搭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服务对象积极参与的三位一体全域化服务共联共建平台，组建“党员先锋队”和“蓝天救援队”等特色队伍，打造“红立方党员志愿服务驿站”党建特色阵地，提供包括环境整治、城市保洁服务、城镇秩序维护等13项服务，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党建为引领，以物业服务为依托，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内核，让城市和乡村焕发新活力、释放增长活力，让更多的人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作者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陆建强

实现共同富裕是党中央着眼全局和长远作出的宏大战略。金融工作必须胸怀“国之大者”，扛起赋能共同富裕的责任担当，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一是要勇于扛起责任担当。金融机构要抓住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发展机遇，创新金融工具、用好政策红利，坚决扛起责任和担当，积极践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浙江样板。

二是要立足于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共同富裕包含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不能因为过分强调“做大蛋糕”，把任何事情都往“共同富裕”的筐里装；不能停留于“做大蛋糕”，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分好蛋糕”。金融助力共同富裕也不能停留于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更要着力解决现存资源配置中的不均衡问题。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的金融，要向资源配置均衡化的方向发展，重点服务与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民生经济，重点关注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领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普惠金融发展。财富管理业务要从倾向于服务高净值客户转向更多地服务中低收入群体，探索促进“扩中提低”的金融方案，探索助力缩小“三大差距”的金融方案，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金融方案。

三是要更好发挥功能性、基础性、保障性、公益性作用。金融是国之重器，金融发展要回归初心，切忌脱实向虚，切忌助推资本无序扩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需要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充分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要从基础制度层面进行优化，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促进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

为了更好扛起责任担当、更好促进资源分配均衡性、更好发挥金融功能性作用，浙商银行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致力于服务民生、就业、医疗、教育、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共同富裕重点领域，打造助推高质量发展金融示范工程、数字化普惠金融示范工程、山区26县金融示范工程、金融顾问公益金融示范工程，争取2025年末浙江省内融资服务总量余额超10000亿元，成为金融支持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标杆银行。

【作者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刘亭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更大范围内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性责任。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强调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但从上世纪后半叶以来，相关内涵已逐步扩展到环保、创新、公益和慈善等多个方面。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中，一些民营企业从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入手，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致力于共同富裕的路子。

第一，这些民营企业以自身一流的经营业绩，在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和可靠的劳动收入。企业作为经济组织，首要的还是组织好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出人们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有效供给。这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做大蛋糕”、实现“六稳六保”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二，这些民营企业以创新和绿色为指引，在实现企业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为推进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先行示范的行业引领。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这些企业，正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主力军。

第三，这些民营企业还以推动共同富裕为情怀追求，自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同时，积极投身以公益慈善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首先需要在初次分配中确保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落实。其次是通过照章纳税，为政府进行包括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在内的全社会再次分配，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来源。如果确有余力而又发自内心，那就可以通过捐助等形式，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为促进更大范围内的共同富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企业家是高效配置资源从而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精英人士。对他们来说，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安排数量可观的就业，同时诚信敬业地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已经很优秀了。更何况他们为自己的企业确立了“国内领先、国际争先”的发展目标，非一般的企业可以比肩。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一批浙商超越了一般企业家的自身定位和内在格局，满怀强烈的为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自己和所掌管的企业有更高的情怀追求。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漫漫长路上，他们正在以自身的认知和践行，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境界，为全社会树立起学习的榜样。

【作者为省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