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提出，要探索一批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推动发展型制度政策加快向共富型跃升转变。如何以国际视野考量共富型制度政策体系的构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召开前夕，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推动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创造财富，又要分配好财富以实现社会公平。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当下中国，郑永年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财富的关键，是建设消费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中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建设消费社会，就必须建立一套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政策，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兜底救助、住房供应和保障等体系。

在一个国家里，中等收入群体是财富的主要载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消费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郑永年认为，从国际视野看，一个社会要稳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合理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消费社会的两大支柱。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它可以产生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但不能保护这个群体，因此需要完善的共富型制度政策体系来保障。

第一次分配要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

形成合理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必然要求社会具备基本的公平和公正，使更多的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在收入高度分化情况下，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在郑永年看来，经济成果分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促进一次分配的公平，着力解决一次分配的结构性问题。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把“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强调“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实现社会公平，第一次分配最重要，要强调“劳动致富”。

共同富裕首先要高质量发展，要每一个人都通过劳动参与到做大“蛋糕”的过程当中来。如果一个人光靠第二次分配，他一定致富不了。因此，要努力使第一次分配就实现基本的公平和公正——既能使社会实现充分的就业，又能使劳动者得到应得的报酬。第二次分配讲公平，但也讲效率，要促进经济发展。“如果第二次分配只讲公平，那么如何解释凯恩斯主义？”郑永年说，即使在西方，第二次分配也被普遍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

中小企业是收入公平分配的关键

一次分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源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解决之道在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其就业主渠道作用。

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部分人就业，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郑永年认为，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东亚，中小企业是一个社会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最主要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助改善产业结构，塑造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中小企业众多，占全省企业总数的八成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之一，广大中小企业功不可没。中小企业越是发达，社会就越公平公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上，省委提出要构建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强化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构建品质消费普及普惠促进体系。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强健的经济体都拥有一个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郑永年说，在世界地缘政治剧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转向内部优先的发展政策，其中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尤为突出。因此，他建议，培养一大批对全球产业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型民营企业，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

城乡双向流动助推农村可持续发展

扩大内需，广阔的农村市场不容小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整套制度政策的支持，在郑永年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

当前，乡村的发展基本上呈资源单向流出的局面。农村问题的解决依赖工业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大改革，不断缩小城乡差别。但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保护农村。“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欧美还是其他国家，当城市化达到70%左右的水平时，社会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逐渐提升，乡村的风光会成为很多人的向往，也会成为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庞大需求。

近年来，政府对农村的投入越来越大，正在持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但是如果不能吸引人口回流，不能引入社会资本，光靠政府投入，恐将难以为继。“从发达国家情况来看，只有实施城乡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郑永年认为，中国农村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可以为城市居民实现返乡梦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郑永年认为，中国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主要是因为一代代乡贤的“叶落归根”。当下的农村有着同样的渴望，人们也有同样的冲动。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开放、包容的社会，而不是排他性的二元结构。通过“两进两回”等制度设计，鼓励和吸引城市居民回乡，既可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更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也就是说，城乡的双向人口流动，对农村和城市是双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