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双5”增长需要怎样的改革开放
谋一年与谋五年相衔接，实现“双5”增长，比把今年增速搞到5％以上，要难得多。“双5”增长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部署。
中央对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非常重视，二十大报告有很多相关论述。二十大报告以及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就应该成为“双5”增长的重要抓手。
推进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不但可以理顺诸多重大关系，还可以直接为需求扩张提供有力支撑。而毫无疑问，内需扩张，特别是住户部门消费需求的扩张，是“双5”增长的重要基础。要扩大居民消费，虽然实施税费减免、发放消费券、创造新消费场景等举措可以起到短期刺激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根本还是在于提高居民可预期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只为了今年保增长，政策上似乎应该继续采取上述短期举措以刺激消费，但为着谋一年与谋五年相衔接，由于去年消费基数低，今年反弹动能较强，当下这一年的消费增长并没多大问题，此后几年的消费增长才是大问题。
因此，应着眼于中长期如何提高居民可预期的可支配收入。这就需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构建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特别是营造一个让广大中小微企业有稳定感、有安全感、有自主感的营商环境，从而有效地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有效地提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当然，就扩大内需而言，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强化社会保障，并探索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劳动者报酬持续提高的良性机制，而这些良性机制的形成，也涉及到企业部门的生产率能否得到持续提升、企业部门投资与债务的螺旋式上升能否受到节制、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否得到改进，等等。
总之，整个企业部门的改革，以及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改革，至关重要。这无疑需要进一步推进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很可能是开启许多重大改革的枢纽。国企市场化改革所能带来的正面效果，并不完全限于IMF在前述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缩小生产率差距（close the productivity gap）。尽管国企产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并不太高（约为30％左右），但在许多重要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市场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顺畅性，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深化国企市场化改革，有助于纠正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有助于非国有企业在大致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中央早已指出，国家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国企改革，不仅仅是国有部门自己的事，也是关乎整个市场化改革和公平竞争环境的事。
更进一步，国企市场化改革能否继续推进，也涉及到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模式能否顺利转换。在过去若干年里，中国国企债务有了比较明显的新扩张，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国企工具化、国资担保化的倾向较为严重，使得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财务边界更加缺乏清晰性和透明度，蕴藏了较大的宏观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难以摆脱债务推动？中国不同企业为什么有着不同的流动性策略和态度？企业部门的流动性策略和态度所导致的宏观结果是什么？也许宏观经济学家只关心宏观指标，而并不在乎和关注这些问题，但一些经济学家，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朗和让·梯若尔等人从微观经济学视角得到的研究结论，足以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微观部门改革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如果忽视企业部门改革，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寻求增长模式转换的方案，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实现“双5”增长，还需要我们坚持走开放的道路，特别是要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密切相关。而且，开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中国与外部世界走向“隐形脱钩”。那就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开放性和全球化，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许多方面。
中央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并要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来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只要我们更加有力地推进这些工作，相信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会取得新进展，而“双5”增长也会有更好前景。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发于2023.3.6总第108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稳经济”谋一年与谋五年应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