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蓝新闻讯 今天，省自贸办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批省级管理事项权限的决定》，决定赋予浙江自贸试验区人力资源、卫生健康、投资许可、进出口许可、企业审批、文化艺术等32项省级管理事项权限，其中企业最关注的市场准入、投资管理、金融服务等方面权限占比达到56%以上。据了解，此前我省多部门多批次下放了部分省级管理事项权限，但像这样的集中下放，还尚属首次。

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自由贸易区，所谓自由贸易区，就是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深化以政府放权为标志的改革，是设立自贸区的“题中之义”，党中央、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的要求就是“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可以说，自贸区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没有现成的模版可以借鉴，要改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政府放权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于自贸试验区的发展。

权限下放是赋予自贸区的活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17年4月1日，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获批设立，范围仅限于舟山一域120平方公里范围内，聚焦打造“油气全产业链”。当年6月，国家向浙江自贸试验区下放保税加油许可权。少数企业经营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的“坚冰”开始打破，首批4家企业获浙江自贸区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经营资质。

2020年，国务院官网发布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标志着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2.0版。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实施范围119.5平方公里，涵盖宁波、杭州、金义三个片区。此后相关片区所在设区市，纷纷下放权限到自贸区，特别是宁波市政府一口气向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下放了102个市级行政服务监管事项，涉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核心权力。金华也向金义片区下放了全类型市场主体登记权限。

行政权力下放，最直接的利好就是夯实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过去要跑省里、市里的事情，在自贸区范围内就能“一站式”完成，省去了与各级部门交材料、跑流程的时间，自然有了更多时间来专注于创新与发展。2021年，浙江自贸试验区以1/400的全省国土面积贡献了全省7.6%的新增注册企业、8.1%的税收收入、18.6%的进出口额、13.8%的实际利用外资。

再来看另一组数据，五年来，浙江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共335项，其中全国首创达到了113项，31项复制推广到全国，数量居同批次自贸试验区前列。

应该说，通过“放”，浙江自贸试验区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培育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责任不能“一放了之”

不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次下放的32项省级管理事项权限，不少都是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比如，省发展改革委将下放“企业投资（含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新增、变更）”、省科技厅将下放“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下放“举办外国、香港、澳门、台湾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审批”、省市场监管局将下放“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省药监局将下放“医疗机构制剂许可新开班”等权限。

这些权限虽然不一定都是高频权限，但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监管风险的，这也正是原来要把这些权力放在省一级政府部门进行管理的原因。权限下放后，自然会给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开展相关业务带来便利，但也留给相关主管部门一个新考验，不仅要关注能不能“放得下”，更要密切能不能“接得住、用得好”。

浙江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理机构，多数都是属地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受限于人员、编制等原因，不少业务都是复合管理，在方便办事的同时，也容易造成自顾不暇。防止权力监管真空甚至混乱，需要格外引起重视。

因此，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自贸区要抓紧做好省级管理事项的衔接落实工作。省级有关部门更要积极主动做好工作指导和业务协调，在“放”的方面，完整准备按照省政府批复的授权或委托方式，不折不扣地将权限下放；在“管”的方面，还是要围绕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全过程加强指导。

更大权限“下得来”固然令人欣喜，但责任不能“一放了之”，这些权限能否“接得住、用得好”，才是最终达到助推浙江自贸试验区发展目的的关键。